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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小時候記憶中最清楚的有兩個情景：一是在晚飯前，媽媽的飯還沒燒好，爸爸就在書房拉二胡，拉得如醉如痴。他的二胡拉得有多好呢？舉個例子吧，我們家住在四樓，有一天三樓的叔叔上來問媽媽，二胡獨奏的波長是多少。因為他在家聽到二胡的聲音，就開啟電視來找，沒找到，然後又開啟收音機找，還是沒找到，這才跑我們家來問的，把我們都笑死了，媽媽告訴三樓的叔叔說，是在我們家現場直播。記憶中，我就在音樂聲中長大的，我想，我那麼喜歡音樂，大概也緣於此；第二個情景是在冬天，也是傍晚，天下著大雪，媽媽還在燒飯，爸爸帶著我在樓下堆雪人。爸爸堆的雪人與眾不同，大學的老師們過來過去都會笑一笑，因為他堆的雪人是有性別的——他給雪人加了一個豐滿的胸。
我那時不懂事，只覺得好難看，就跑回家告訴媽媽：“媽媽，爸爸好醜噢，給雪人安了兩個大奶。”
媽媽聽了直笑，說：“隨他高興吧！”
長大了的我讀了一些心理學的書，對爸爸有了一定的理解——因為媽媽的關係，爸爸對女人特別崇敬。在他的作品中，女人都是正面人物，都是擔負著教育男人的責任的。所以，堆雪人，他會下意識地堆一個女人。爸爸也好像特別有女人緣，不管在什麼地方，女人們都願意和他交往，在許多女人的眼裡，他就是一個憨厚的大男孩，所以也都肯幫助他。難得的是，媽媽一點都不吃醋，她對幫助爸爸的女人一律笑臉相迎，並且還和人家做好朋友。
爸爸極不善於處理人際關係，也不會逢迎。懂事時常見爸爸帶著一身的疲憊回來，與媽媽大談那些人和事，媽媽只要幾句話就把他的那些人和事的關係理清了。爸爸有什麼想不開的，或不明白的總是和媽媽商量。媽媽就像他的心理醫生，不停地給他分析，給他把握。
1982年爸爸大學畢業，他的幾十個同學進了省委省政府，其餘的安排在各級人民政府的下屬部門。爸爸那時想進省電視臺，正好也有名額。爸爸請爺爺向他的當廣播電視廳廳長的老朋友打聽一下，這個名額是做什麼的——爸爸害怕讓他坐辦公室，但爺爺不幹，說是不能干涉別的單位的人事。爸爸沒辦法，就選擇了省文化廳下屬的一個刊物。去省文化廳人事處報到時遇到了文化廳長（這個廳長是女的）——她與爺爺是鄰居，她怎麼也不相信一心想往上爬的爺爺會有一個想做學問的兒子。後來那個刊物還專門派人去爸爸的學校瞭解爸爸的情況，說成績那麼好，又有家庭背景的人怎麼會願意來爬格子呢？他們恐怕爸爸是不是犯了什麼事。
90年代爸爸做上了刊物的主編，他對安排他做主編的上司說：我只負責刊物質量，人事、經費什麼的我不管。爸爸是這個時代的怪胎，許許多多的人就是為了掌握人事、經費權才擠破頭地去做官的，可是他卻將這些視為洪水猛獸。只負責刊物質量的爸爸日子更難過，他常常被手下人的小動作捉弄得心驚肉跳。直到來了深圳，爸爸只搞創作，不做其他，他才徹底安下心來。只搞創作的爸爸心態十分平和，過去的同事看到他，都說他變得年輕了。
二、一個戲迷
爸爸是一個戲迷。
奶奶說，剛解放時；他們家住在一個電影院的樓上，兩三歲時，爸爸連樓都不會下，就會倒著爬樓梯跑到電影院去，一個小人兒一本正經地坐在那裡看電影，讓許多見到的大人都嘖嘖稱奇。後來他們家又搬到了省黃梅劇團的大院裡，從此以後，在別的孩子滿世界瘋野的時候，爸爸卻在黃梅劇團的排練大廳裡看著名的黃梅戲演員嚴鳳英、王少舫排戲。
在《我把青春獻給你》一書中，馮小剛念念不忘他的黨校禮堂，在那個禮堂裡，他看了許多許多的電影，從而開啟了他對電影的興趣。也許真是受到電影和戲劇的潛移默化的薰陶，上小學時爸爸就能自編自導自演相聲、小品、小戲。中學以後，爸爸愛上了寫詩、寫小說，起點還滿高，總是能得到發表。
聽媽媽說，爸爸上了大學後依然日以繼夜地寫作，他給人家留的聯絡地址是媽媽的辦公室，所以，他們班的同學很少看到他的退稿，都以為他很牛。後來由於一部中篇小說，使得爸爸對寫小說產生了畏懼，從此以後，他再也不寫小說了。那是爸爸還在化肥廠工作的時候（70年代中期），他們廠的汙染很嚴重。爸爸以此為素材創作了一篇小說，寫的是一對兄弟如何搞技術改造，最後治理了汙染。稿子給到編輯部，編輯認為很有基礎，也很有新意。但要他在裡面加一個階級敵人搞破壞的內容（這是那個年代的特色）。爸爸就按照編輯的意思改啊，改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