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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慣例，我帶領學生們參觀完校園，再帶著他們辦完諸如助學貸款、分配宿舍、上網選課之類的瑣事之後，疲憊之餘，將手一揮，“自由活動！”
但是，求知慾極強的某些學生既不怕我，也不肯放過我，每逢週末晚上，經常跑來我宿舍閒磕牙。
因此，我的宿舍，一到週末，經常是滿滿當當的一屋子人。這些年方十八九歲的學生們，毫不拘束地、有一搭沒一搭地聊著班裡班外的事，或者八卦地跟我打聽這打聽那。
某甲一臉狡黠地壞笑，衝著我直截了當地問：“老師，你今年多大？有男朋友了嗎？”
某乙極期盼地看著我，“老師，我們學校的學生能不能結婚？xx學校是可以的哦。”
某丙的表情很舊社會，“老師，大學生活跟我想象的一點都不同，我想退學去創業！”
……
呃？我聽著這些千奇百怪的問題，看著他們青春坦然而毫不作偽的臉龐，一笑之餘，不免感慨：真的，不是我不明白，是這世界變化快！
我心底驀地一驚。
從什麼時候開始，我的心境居然隱隱透出如此的蒼涼？！
又一個週末，晚上十點鐘左右，好不容易送走一撥學生，我挪了挪幾近麻木的雙腿，捶了捶腰，又瞥了一眼戴著耳機和在上海做博士後的老公QQ聊天、任學生來來去去、半天我自巋然不動的大姐，心中一聲嘆息：幸福總是相似的，不幸各有各的不同。
大姐是我的室友，芳名戴潔，跟我同一時間應聘到C大任教。她是拿了名校博士學位的外國文學專業的高才生，山東人，個子高挑，典型的美貌與智慧並重的高知女性。更重要的是，大姐在學業上孜孜不倦之餘，不費吹灰之力就找到一個同樣優秀搞計算機的老公劉濱。
遙想當年，二人同在一個美麗海濱城市的一所學校裡讀本科，劉濱高大姐一屆，可算素昧平生，但卻在畢業離校、要跨上開往火車站的校車前一個小時，劉濱一眼相中來往的人潮中，氣質脫俗、安安靜靜地捧著書走路的大姐，計算機人的天性發揮無遺：穩、準、狠。他當機立斷，氣喘吁吁地飛速跑到大姐眼前，“嗖嗖嗖”掏出一張紙，一撕兩半，很快在其中一張上寫下姓名、電話號碼、QQ號、個人主頁、地址，遞給大姐，再目光炯炯地盯著她，“你的——”
大姐懵懵懂懂地看著面前這個有些莫名其妙的男生，懵懵懂懂地從他手上接過紙條，再懵懵懂懂地留下自己的聯絡方式……
之後，大姐曾經一度痛心疾首扼腕不已：一向清高自律的外國文學之花就這樣插在了牛糞上……她痛定思痛，將所有這一切，歸咎於前一天晚上趕作業晚睡精神不濟，而被宵小之輩運用“花開堪折直須折，莫待無花空折枝”理論就此一舉攻陷。
我知道，大姐是真動了心，要不然，她不會堅貞不貳地苦守了牛郎織女的生活這麼多年，每到夜晚來臨就精神百倍，五指禪功更是不噼噼啪啪練到半夜絕不會停，功力一天比一天精進。
不一會兒，電話鈴響，我去接：“請問找哪位？”
半晌默然，我以為打錯了，正想掛，對方又說話了：“林汐，是我——夏言。”
我一愣，“夏言？”有些艱難地問，“你怎麼……會有我的號碼？”
那麼多年不見了，他就彷彿從地底下突然冒出來一般。當年，我刻意斷絕了除沙沙之外的幾乎一切聯絡，就是因為不想太過沉溺於過往，但是，夏言……連同他所聯結的種種有關過往的記憶，驀地又湧上心頭，還有，還有那個人……
電話那端輕描淡寫地道：“沙沙告訴我的。”
我不自覺地微微鬆了一口氣，沙沙，這隻披著人皮的鸚鵡——到處學舌。
杜沙沙是我從小到大正正宗宗如假包換、香港人謂之“老死”的手帕交，從幼兒園到小學、中學再到大學，十八九年，我們都廝混在一起，一直到她大學畢業那年棄我而去，揮一揮衣袖不帶走一片雲彩、離開校園去社會上拳打腳踢大展宏圖。當年的這個G大高才生，如今已是C市——這個J省省會城市的晚間英語新聞播音員，外帶市政府領導的御用英文翻譯，標標準準的白領麗人，風光無限。
想當初，正是託她如蓮燦舌，外加一天一個電話的百般勸說，說C市如何山環水繞，文化璀璨，還拼命給我發E－mail照片，那些藤葛滴綠的古城牆、斜陽輝映的古建築、鐘聲隱隱的寺廟，還有我最愛的六朝碑林石刻，著實讓我心動，權衡再三，我才棄G大的留校名額來到C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