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等學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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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醜陋，看慣了，都一樣！”尚金堂這麼咕噥著，勸司馬紅革不要太嫌棄人家孤兒寡母的。

“說什麼呢？再說一遍！”司馬紅革怒目圓睜，“你就敢在我跟前口無遮攔！”

“好好好，算我沒說，算我沒說。”尚金堂一副討好賠罪的模樣，生怕她再把自己跟錢焱淼當做一個話題來說，他實在承受不了她那般無中生有的、充滿猜忌的、曠日持久的絮絮叨叨。

尚金堂在家裡是這番的弱勢，在系裡的公開場合也並不強勢。中文系裡，各樣的老師都有，油頭粉面的有，邋里邋遢的有；木訥寡言的有，婆婆媽媽的有；落落寡合的有，結黨營私的有；懦弱無能的有，欺行霸市的有；自恃清高的有，排擠傾軋的有；埋頭研究的有，爭權奪利的有；造謠中傷的有，與人為善的有。在這樣的環境裡面，要想一路攀升，可不是一件比攀登珠穆朗瑪峰更容易的事情，鬥智，鬥力，鬥勇，鬥命，一樣也不能少！

尚金堂堅持一個信條：勤奮讀書，敏銳讀人。他堅持自己的一個特點：低姿態。他不怕說出自己是安徽鄉下來的，不怕說出自己是有農民陋習的，不怕說出自己是沒有見過世面的，尤其是當他跟一位老師單獨在一起交談的時候，他可以陪著這位老師一路走回家，到了人家的門口，卻說什麼也不肯進去，堅持改日拜訪。時隔半月十天的，他一準帶著些安徽土特產去拜訪，而且，說了不到三句話便會真誠地表達：

“我是安徽鄉下的，沒有見過什麼世面，好多城裡的事情我也搞不太清楚，要請您以後多多指教，您就是我的老大哥，以後我就靠著您了，有什麼需要我做的，您儘管吩咐，別看我瘦，還是有把子力氣的……”

每次系裡召開大會，他都會提前半個小時到，總能遇見一、兩位早到的老師，他便跟他們推心置腹地聊上一陣兒，表示對他們研究進展的關心，也談談自己在研究和教學上的困惑，不多會兒，便會說：

“我是安徽鄉下的，沒有見過什麼世面，好多城裡的事情我也搞不清楚，要請您二位以後多多指教，以後我就靠著您二位了，做您二位的好朋友，有什麼需要我做的，您二位儘管吩咐，別看我瘦，跑跑腿，沒問題的……”他斷斷不捨得以“你們”來取代“您二位”。

聽他這麼一說，別人自然含笑謙謝：

“哪裡，哪裡！相互幫助。”

其實，即使他不說自己是農村人，別人也不是不知道。同一屆學生中，城裡的學生都還穿著布鞋、球鞋或者解放鞋，農村來的學生便早早地穿上了皮鞋。城裡的學生還都剃著板刷頭的時候，農村來的學生便已經留著小分頭了，往頭髮上抹水或者抹頭油，早早晚晚的，都把頭髮梳理得又亮又服帖。尚金堂就是這般的樣子，腳上登著鋥亮的皮鞋，走起路來後腳跟嗒嗒地響，精神而有力量；頭髮上抹足了頭油，再大的風都吹不亂他的頭髮，威嚴而有自信。而他這般毫無掩飾地說出自己是鄉下人，卻沒有一位同事不覺得他坦率得足夠可愛，他真誠得足夠可靠，他卑微得足夠可憐，也便對他失去了戒備，失去了抱怨，失去了敵意。知識分子一向好個面子，好個自尊，別人在自己的面前低眉垂眼的，倒是平添了幾分慈悲、同情與不安，只要有機會，都願意向他表示一下自己崇高的樂善好施和隨和的善解人意。他呢，平日裡則做足了功課，花上不少的時間和精力，瞭解系裡每一位教授和副教授的專業方向和研究進展，在與他們個別交流的時候，他所表現出對他人研究成果的熟悉程度足以讓他們個個詫異無比，繼而滿足無比。而對系裡同樣來自農村的三位老師，他則跟他們套老鄉關係。

有江西農村來的，他便說：

“我跟你是半個老鄉，我母親祖籍是江西的。”

有山東農村來的，他也跟他套老鄉：

“我跟你是老鄉，我父親祖籍是山東的。”

有湖南農村來的，他照樣跟他套老鄉：

“我跟你是老鄉，我奶奶就是湖南人。咱們至少是半個老鄉。”

他樂意安排跟他們三位小聚，四個人湊趣拉攏，就這麼成了相知相伴的老鄉，不喝個酩酊大醉便不散去。

有同事議論，說他的老鄉是不是太多了點兒。說徽州那地方土地貧瘠，人口眾多，物產稀少，所以，徽州的人早幾代就開始往外跑，做各樣的生意，什麼鹽啦，典當啦，茶葉啦，木材啦，為了做大生意，最喜歡拉幫結派。話語間頗有幾分譏諷之意。他聽了，卻頻頻點頭，不以為忤，反倒平和說笑：

“就是這樣的，沒錯，就是這樣的，徽州人在外地都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