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國十日談-一個上海知青在緬泰的奇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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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到玉龍上班的當天晚上，又給柳芭寫了一封信，告訴她舅舅如何器重我，要培養我當總經理。還告訴她：現在我剛到香港，一切從零開始，一定要等我業務上稍為熟悉一些以後，才能跟舅舅說明經過情形，然後親自去接她們一家。

但是這兩封信發出後過了好幾個月，竟有如石沉大海，根本沒有迴音。加上在曼谷發的一封，一共三封信了，難道她連一封也沒有收到？寫信到貢叻先生處去問，他回信來說：他那裡也沒有收到有從緬甸來的信。又說：緬甸的東北角，是坤沙集團的勢力範圍，能不能通郵政，恐怕很難說。特別是國境線邊兒上的邊疆地區，即便通郵政，最多也只能送到縣、鄉一級，一個無名的三家村，只有姓名，叫人家怎麼送？但是我想：信是寫到頭人處轉的。王塔克既然通汽車，就應該通郵政。即便因為地址不詳，也應該把信退回來才對呀！

我一面在旅社的各部實習，一面上補習學校補習英語、會計等實用的功課。但是心中這塊病怎麼也擺不平。每年的7　月1　日和4　月15日，我都要給柳芭寫一封信，不管她收到收不到。我說過的話，不能食言而肥。有天地為媒，有南覽河作證，還有毛主席作證，我認定自己是有妻子的人。我的妻子，她在緬北，還過著接近於原始初民的生活。我常常夢見她：赤條條地一絲不掛，手舉著毛主席像章，含情脈脈地看著我，比維納斯更美麗，更純潔。

很快三年過去，我已經升到了會計室主任，對旅社的業務已經很熟了。1976年春，我正想跟舅舅說明情況，親自到緬北走一趟，不料舅舅給我聯絡好了，要我到美國去上大學，專攻旅店管理。名額得來不易，機會難得，不能錯過。但是這一去，就是漫長的四年。在這四年中間，我依舊恪守習慣，每逢7　月1　日和4　月15日，都要給柳芭發一封信，傾吐我對她的思念，詢問她為什麼不給我回信，打聽她們一家以及那兩家鄰居的近況。

1980年秋，我從美國回到香港，出任玉龍大旅社的襄理。那一年，我已經28歲。學業問題解決了，婚姻問題馬上提到了日程上來。按照舅舅的想法，我和他女兒結婚，是順理成章的事情。因為只有他女兒才是他的合法繼承人，儘管我在旅社裡已經是襄理的職位，但只能算是他的僱員，是個白領職工，對旅社的一草一木，我都沒有所有權。但只要我和他女兒一宣佈結婚，按照夫妻共同擁有家庭財產的規定，我就成了這家旅社的老闆之一了。她學的是音樂，只熱衷於舉辦音樂會，對旅社的業務根本就不過問，實際上旅社的老闆就是我一個人。何況她風度翩翩，一副標準的藝術家氣質，也不是個庸俗的女子。更其不容我回避的現實是：自從我到了香港，我表妹雖然不能說是對我一見鍾情，至少對我頗有好感，認為我敢於與命運拼搏，不被大陸的苛政暴政所震懾，是個有志有為的好青年。我出國去留學，她已經大學畢業，留在母校任教，如今已經是講師兼系秘書，是一個卓有成就的青年音樂家了。我出國期間，我們保持著頻繁的通訊。在我，這是表兄妹之間、或曰老闆與僱員之間禮節性的聯絡，因此信中從來沒有說過一句諸如　I　love　you　之類的話；在她，卻把這作為是組織家庭的一章序曲，是因為我們的表兄妹關係或曰她的藝術家氣質而“免俗”，所以才“愛在心裡”，不說那庸俗的　I　love　you。舅舅曾經試探性地詢問過她，她反倒奇怪：作為爸爸，怎麼會問這樣唐突的問題：這麼多年了，她不等我學成歸國，與我結婚，難道她在等別人不成？

舅舅把這個課題攤在我的面前，使我十分為難。到了這個時候，我不得不向舅舅攤牌，詳細敘述我在南覽河邊一個無名三家村裡與柳芭“私定終身”的故事，說明我是個有婦之夫，不能做現代的陳世美。舅舅聽了，氣惱得皺緊了眉頭，好半天才吐出了“你呀，你呀，真是個書呆子”這幾個字，就不再說什麼了。

直到他的氣惱過去以後，這才心平氣和地跟我就事論事：第一，他也相信緣份。我在南覽河邊的經歷，說明我與柳芭確實有緣，而且並不認為娶一個外國山區沒文化的邊民為不妥。第二，既然有這一段經歷，即便沒有婚姻之約，救命之恩，我也不能有恩不報。因此他認為：我一到香港，就應該把這事情源源本本跟他講清楚，他好安排我自己或別人去把柳芭一家接來。第三，緬甸那個國家，特別是北部山區，一會兒這個軍起義，一會兒那個軍成立的，有點兒像中國大陸當年的軍閥混戰，書信不通，是很平常的事情。如今一拖拖了八年，將近三千個日日夜夜呀！叫人家如何等我？儘管柳芭今年才24歲，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