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夢？是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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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現不出什麼黨性和革命性；二、因為解放軍代表雖然“支左”是支了我派，但他們思想深處是偏向“保守派”的；三、因為工人代表的文化水平很讓人擔心，聽聽他們來醫大後讀的幾個字即可見一斑　：患者讀成CHUAN者、分娩讀成分WAN、齲齒讀成YU齒、大夫讀成DA夫、枉然讀成KUANG然、紅彤彤讀作紅DAN　DAN……當然最主要的還是他們的覺悟問題：從“運動”開始至今天，哪一件事是他們先覺悟的？就算上海的“一月風暴”（奪權）吧，還不是張春橋和姚文元回去攪和起來的。試問這個班子能領導“文化”“大革命”嗎？可是，毛主席說“三結合以革命幹部為主，老中青以老年為主”，你不聽也得聽、不服也得服。解放軍是全國人民都得學習的；工人階級是領導一切的，所以，領導班子的頭三把交椅是定牢了的、沒商量的。可是，革命革到今天，鬧得和“保守派”平起平坐，這可太、太、太窩囊了！也太太太不公平了！然而　，這也是無可奈何的事情——毛主席說“兩派都是革命組織”，若非如此，想讓兩派聯合，那是絕對不可能的，就是打死我們也辦不到的。說實話，我當時真懷疑過老人家的頭腦是不是出了毛病了。否則這樣至關重要的問題，他安能出爾反爾？不是嗎？一九六七年春毛老人家命令人民解放軍支援“左派”，武漢“七。二〇事件”和較早“奪權”的地方進“三結合”領導班子的群眾代表的派別，都向全世界昭示群眾組織分為“革命派（左派）”與“保守派”。現在怎麼都是”革命派“了呢？鳥盡弓藏，兔死狗烹？鬼被打死了，鍾馗該靠邊了？說實話，我當時也特想再造一次反，思之再三，還是算了吧！你想，黑龍江的“炮派三傑”夠英雄吧？結果呢？完蛋！安徽的“P派”和“G派”鬧得夠狠夠兇吧？結果呢？大勢所趨下，也握手言和了。我，一個小小的毛丫頭能創造什麼奇蹟呢？況且　，我早已經是身心俱疲了。算了吧！“文化”“大革命”兩年多，地方上是折騰來折騰去，最後折騰回了原處。不是嗎？原來的黨委書記兼校長，現在的革命委員會主任；過去的副校長，今天的革命委員會副主任……這權奪與不奪有何大差別？哪個領導班子不是一把手說了算，掌大權？說到底，這“奪權”還有什麼意思、什麼意義呢！莫不如當初就不要打倒他們，讓他們好好學習一下，換換腦筋，豈不更省勁、更實際些！或者把原班子改組一下，也勿需費這等周折呀！如此看來這場“運動”到底意義何在？啊——！不得了！這個想法太可怕了！打住，不要胡思亂想！這時，我猛然醒悟了：六六、六七兩屆畢業生已經分配了，過一年多我們也該畢業走人了，我們管得了那麼多嗎？我決定不當那個鳥官，不做那個陪襯，回班級參加復課，否則將來我畢業後會做什麼？會打針？會看病？會用聽診器？會使手術刀？不！不會！什麼都不會！無奈，很多“造反派”的職工、同學天天輪番找我談話，正面說，反面講，面面俱到。是啊，時勢把你推上這個浪尖，歷史將你定在這個位置上，豈是任你自由選擇的？“運動”還沒有結束，大家都自顧個人前途，“運動”誰去搞？夭折？半途而廢？現在你只有承受，只有承擔！說到底還是心中那份沉重的“史命感”在鼓脹。我真是無可救藥！於是，我常常在革命委員會中當反對派、少數派，一、二、三把手對我頗感頭痛，卻又無可奈何。難道他們不想拔出身上的芒刺嗎？也許我這是“小人之心”吧。

一九七〇年三月二十七日，黨中央發出《關於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陰謀集團》的通知　。通知本是要求糾正清查“五。一六”的擴大化傾向，但通知又提出“國內外階級敵人同我們的鬥爭是很複雜的，反革命秘密組織絕不只有一個‘五。一六’”。這就促使人們去抓更多的“五。一六”分子。所謂“五。一六”反革命集團　，原指北京一度存在的一個名為“首都五。一六紅衛兵團”的人數甚少的極左組織。這些人在一九六七年五月，以貫徹“五。一六通知　”為名，建立秘密組織，進行秘密活動，散發反對周恩來的傳單。毛主席在一九六七年九月八日《人民日報》發表的姚文元《評陶鑄的兩本書》一文中加一段話，指出　“五。一六”的組織者和操縱者，是一個“用貌似極左而實質極右的口號，颳起‘懷疑一切’的妖風”、“炮打無產階級司令部”、“搞陰謀的反革命集團”。一九七〇年的暮春，我校兩個反對解放軍的造反派頭頭被定為“五。一六”分子，我兵團的韓江南正在審查中。韓江南的罪行是搶解放軍的武器、副食店和私設公堂，毆打群眾並致死人命。

開始我是真被嚇傻了，不知道怎麼會發生這種事兒，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