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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誠地認錯領罪，“黨內第二號走資派”直到一九七四年復出時還承認自己犯了“方向性路線性的錯誤”（這也許是違心的話，既便如此，也足以說明彼時的情勢）；還有，他們不敢與自己對面的人相對抗（他們面對的不是敵人，是群眾，是偉大領袖親手扶持的革命派），這就是群眾運動的威力，所以偉大領袖發動了這場由下而上的群眾性的革命運動。
十一 “hongse恐怖” 天翻地覆親痛煞（五）
一九六六年末，各個學校的黨組織都癱瘓了。“保皇派”組織惶惶不可終日，最最鐵桿分子都緘默了。其中一些人先後使出了“回馬槍”——造他們原來死保的黨委的反了。不過，我現在和當時都不認為這種天翻地覆是我們“造反派”的功勞，這一切完全是中央自國慶節以來的一系列的舉措的結果。說老實話，運動發展到這時，傻瓜都看明白了偉大領袖所要的運動是什麼樣子了。當然也有極少數人還是拗著幹，那就是有意，就是“別有用心”了。
首都是榜樣，形勢發展最快。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二十三日，北京紅衛兵第一次點名批判劉少奇，至此，睡在毛主席身邊的“赫魯曉夫似的人物”就被正式送上了歷史審判臺。
然而“文化”“大革命”運動的發起者並不滿足於此，又出臺了將“運動”推向更深更廣的策略。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九日，以黨中央名義發出了中央文化革命領導小組修改定稿的，黨中央政治局透過的《工業十條》。此檔案規定：工人可以進行“革命串聯”，“有建立革命組織的權利”，學生可以到“工礦串聯”。於是“文化”的“大革命”就擴大到了全國的工交財貿各戰線部門。十二月十五日，黨中央又發出《關於農村無產階級*的指示（草案）》（簡稱《農村十條》）。之後，“文化”的“大革命”就正式擴及全國廣大農村。紅衛兵則以“先知先覺者”、“救世主”的姿態殺向了工礦企業、工交財貿各戰線部門和廣大農村。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底，黨中央又發出《關於黨政機關無產階級*的意見（初稿，供討論用）》，提出“黨政機關是這次*的重點”，“對黨政機關的當權派要進行階級分析……”“革命幹部對危害革命的領導不能無條件接受，而應當進行抵制”，“機關幹部在無產階級*中，可以建立各種群眾性的革命組織”，“應該允許革命幹部在本機關、本地區以及同一業務系統內進行革命串聯，以交流經驗，互通情況，進行調查研究。同時應當歡迎學生、工人、農民到機關革命串聯”。於是黨政機關幹部開始起來“造反”，連公檢法各部門都成立了“戰鬥隊”，機關內外搞起了大串聯，洩露了大量國家機密。這時，大批紅衛兵、學生和一些工人開始從本單位殺向機關，他們用鋪天蓋地的大字報和振聾發聵的口號對上級黨委、黨的領導人進行“炮轟”、“打倒”和“批鬥”，還採取了示威、*、圍困、靜坐和進駐等更激烈的方式。有的還以種種藉口、“理由”衝擊、圍困、砸毀報社和電臺等。
“運動”發展到此期，“保皇派”，即使“鐵桿分子”也開始造黨委的反了，也毫不客氣地向“走資派”開火了。而且“造反派”已經不是學生的專利。也就是說全國人民都“造反”了，全中國的天下都大亂、特亂了。
至於哪些幹部是“走資派”、該打倒，各組織、個人的意見是不盡相同的。因此，各派群眾組織都發生了大分化。北京的紅衛兵就分成三個部分，成立三個了司令部。
至此，“造反”的巨瀾衝擊著全國各地黨組織和各地各級政府。按《十六條》的標準，各級黨政幹部幾乎都成了執行“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代表人物。於是他們被批判、鬥爭、體罰、刑訊、汙辱，被掛大牌子、戴高帽子、遊街示眾……其聲勢、威力影響比解放初期鬥爭惡霸地主大得多，何止十倍百倍；這時，全國各地、各級黨、政一把手幾乎毫無例外地被拉下馬，在接受群眾批鬥、審查。其他黨、政領導幹部除了少數參加“造反派”的之外，其餘的人不是被“打倒”，關“牛棚”，就是“靠邊站”了。而革命了多年的他們絕大多數人本身也都在雲裡霧裡，甚至自己也不知道自己是哪條線上的人了，也不知自己什麼時候會與哪根弦掛上、與哪個人挨著靠著，而受到株連。他們絕大多數，包括中央的高階幹部，都承認自己犯了方向性路線性的錯誤，其中一些人的態度還確是真誠的，有的黨員竟然自己把自己的入黨志願書焚燬，還宣告他“不參加修正主義的黨”。這真是“假作真時真亦假”了。
“文化”的“大革命”進行到此時，全國各地跨地區跨行業的各種群眾組織紛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