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極力採取挑動群眾的形式，去達到他們的目的。”“要不要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是能不能貫徹執行文化革命的十六條，能不能正確進行廣泛的鬥批改的關鍵。”併發出號召：“對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必須徹底批判。”從此，“文化”“大革命”又開始了新的篇章——“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十月六日，在北京工人體育館舉行了有北京市和全國各地來京的十萬人的“向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猛烈開火誓師大會”。張春橋在會上宣讀了軍委、總政治部根據*副統帥提議發出的緊急指示，這份經中央文化革命領導小組修改、毛主席審定批准的檔案中宣佈：取消“軍隊院校的*運動在撤出工作組後院校黨委領導的規定”，“必須把那些束縛群眾運動的框框統統取消”。同時，黨中央還把這一緊急指示轉發全黨，並加評語要求全黨“堅決貫徹執行”。一九六六年十月九日至二十八日，根據毛主席的提議，黨中央在北京召開工作會議。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區黨委的負責人出席了會議。陳伯達在會上作了《無產階級文化革命中的兩條路線》的報告。他說：“偉大的紅衛兵運動震動了整個社會，而且震動了全世界，紅衛兵運動的戰果輝煌。可以無愧地說，整個文化革命運動，比巴黎公社，比十月革命，比中國曆來幾次大革命的群眾運動，都來得更深刻、更洶湧澎湃。這是國際上更高階段無產階級的革命運動。”他明確宣稱：“提出錯誤路線的，是錯誤路線的代表人，即劉少奇和*兩位同志，他們要負主要責任。”他還說區別兩條路線的標誌“是對群眾的態度”，“壓制群眾，打擊革命積極分子的路線，是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林/彪在會上說：“這個運動在世界上樹立了史無前例的榜樣”，“如果我們不抓緊文化革命，不把無產階級*進行到底，那我們中途也要變顏色”。他還鼓吹：“革命的群眾運動，它是天然合理的”。他指名攻擊劉少奇、*執行了一條“壓制群眾，反對革命的路線”。陳伯達、林/彪這兩個講話，經毛主席批示：“印成小本，大量發行，每個支部，每個紅衛兵小隊，至少有一本。”如此更助長了全國性的批判所謂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浪潮。
上述種種，無疑是在給紅衛兵之樹澆水、施肥和往丫杈上注射生長素、催化劑，使之加速生長、異常繁榮；無疑是在給紅衛兵加油、打氣和發放通行證、尚方寶劍。於是紅衛兵之樹益發畸形；於是紅衛兵益發瘋狂、囂張、暴戾、無法無天……
從此，“踢開黨委鬧革命”就合法化了；從此，少數紅衛兵開始離開學校到社會上去“扇風”、“點火”和“炮轟”、“打倒”基層領導幹部，批判鬥爭的範圍逐漸擴大；從此，全國各級黨、政機關團體的領導部分被觸及，而各大、中專院校的黨委、黨支部都被“火燒”著、“炮轟”著。
一九六六年十月十一日，我們興海醫大造反派召開千人“徹底批判醫大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大會”。把上自校黨委書記、校長，下至學生輔導員、個別學生幹部，還有一些“陪鬥”的教授、專家、學者和地、富、反、壞、右分子，共計一百八十餘人，黑鴉鴉的一大群都揪到臺上或臺前示眾。他們一個個頭戴白紙黑字的大尖帽（其中有幾個被剃了半陰半陽鬼頭的人則免去了高帽），項下掛著白底黑字姓名上打著紅 X 的大木牌子，還有胸前吊雙大破鞋的……這些人分別“罪行”輕重，或“坐噴氣式”或低頭彎腰接受批鬥。緊跟著又進行了“遊鬥”，千餘人的隊伍也差不多是浩浩蕩蕩了。黨委第一書記打頭，手上比別人多了一面小銅鑼，走幾步，敲一下鑼，喊一句：“我是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XXX”。接下去依次是黨委副書記、校長、副校長……每人自報家門，屬相（罪名）。紅衛兵佩著鮮紅的袖箍，雄赳赳氣昂昂地或在隊伍兩邊執行“保衛”和監管（不讓閒人靠近、防止對立派“搶人”，有不規矩者適時地踢上一腳以警告），或跟在隊伍後壓陣，不時喊口號示威。最後還跟著一大群愛看熱鬧的人。“遊鬥”的路線不長，校內轉一圈再繞校園外轉一圈而已，比起外校的馬拉松遊鬥、乘大汽車遊鬥簡直小巫見大巫，不值一提。
在這裡我要一說的是那些平日威嚴十足的教育人的人、威風八面的領導人的人，現在一個個唯唯諾諾俯首貼耳，連基本的人的尊嚴都沒有了，更沒有法國保皇黨被押上斷頭臺臨刑時的凜然氣概。當時我們“造反派”紅衛兵揚眉吐氣，感覺這是大快人心，是無產階級革命路線的偉大勝利。
現在想一想他們為什麼會這樣？因為那個時侯沒有人真明白那個世界是怎麼了，人們都怎麼了，他們完全不知所措。一些人也被眼前的情勢所迷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