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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獲姦夫姦婦，登時殺死者，勿論。若止殺死姦夫者，姦婦依律斷罪，從夫嫁賣。”其妻、妾因奸同謀，殺死親夫者，妻妾則會被“凌遲處死，姦夫處斬。若姦夫自殺其夫者，姦婦雖不知情，絞。”＇7＇（卷十九）
強姦是指男子對女性的施暴行為，女子是受害者。明律規定“強姦者、絞；未成者，杖一百，流三千里”“強姦者、婦女不坐”，＇7＇（卷二十五）這較唐律“強姦未婚女子徒二年，強姦已婚女子徒二年半”，處罰加重了。這在一定的程度上打擊了罪犯的施暴行為，保護了婦女的人身安全。
2、對於女犯的寬宥：
在傳統社會，由於女性被視為弱者，從而流行“婦人無刑”的觀念。這反映在歷代法律和司法都在一定程度上對女犯採取某些寬宥。明代對於女犯也實行較寬大的政策，具體規定如下：女犯收管，即“除犯奸及死罪收禁外，其餘雜犯，責付本夫收管。如無夫者，責付有服親屬、鄰里保管”＇7＇（卷二十五）；在單衣受刑，即“凡婦人有犯奸罪，去衣受理，餘罪單衣斷決，並免徒、流、刺字。”＇6＇（戶令）；孕婦產後行刑，即“若婦人懷孕，犯罪應拷決者，依上保管，皆待產後一百日拷決。”＇7＇（卷二十五）；婦女不坐，即“凡婦人有犯私鹽，若夫在家，或子知情，罪坐夫男。”＇7＇（卷八）在《典僱妻女條例》也有婦女不坐的表現，“若婦人有犯，罪坐夫男，若不知情及無夫者，男止坐本夫，照常發落。”＇7＇（卷六）
對於女犯寬宥的規定，有些雖然出自封建社會維護綱常的考慮，反映出“男為主，女為從”的社會形態，但在實際中確實起到保護婦女自身安全的作用。在古代刑法之執行上不僅沒有貶損婦女的意圖，反之，在律法構成的理念上，特別對婦女的“尊嚴”有所考慮與維護。
二、明朝法律的實踐及社會中的實際情況
從實際生活中看，明朝婦女在婚姻上的法律地位有了明顯提升，這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首先，女性有了一定程度的婚姻自主權。在男權至上的封建社會，“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信條，導致女性婚姻的不自由不平等。而明代的一些女性在愛情物件的選擇上，逐步擯棄“媒妁之言”、“門第相當”的舊原則，公開追求婚姻方面的自主權利。明代李開先在《村女謠》中描繪了一村女擇偶觀的變化。“東莊有個紅娥女，不嫁村夫田舍郎……一心嫁在市城裡，早起梳頭燒好香。”顯示出村女對城市悠閒富足生活的嚮往。尤其是一些知識女性，追求婚姻自主，在擇偶標準上注重對方的品行、外貌和學識。如張紅橋在選婿時“欲得才如李青蓮者事之”，非常注重對方的才學。（錢謙益：《列朝詩集小傳》下冊，古籍文學出版社，上海，1957年，P739）有的婦女還不顧家長的反對，解除包辦婚約，甚至與如意郎君私定終生。《列朝詩集小傳》中記載著呼文如的故事。呼文如是明代的一個營妓，知詩詞、善彈琴。她與丘生一見如故，私定終身，約定在丘生罷官之後嫁給他，並寫下“一官生罷去，是妾嫁君時”的詩句。這段愛情遭到呼文如父母的反對，呼姬毅然逃走，經過三百多里的長途跋涉，尋找到丘生，大膽決定“明日，以書報其父，乃委成禮焉。”＇10＇（P745）兩人終於衝破家庭的阻力，結為伉儷，從此過上“夫婦詩詞唱和”的美滿生活。這兩個事例表明，一些明代的女子在選擇配偶時，不再屈從父母的意願，表現出一定的擇偶自由權。
有許多文學作品，反映了女性大膽追求理想的伴侶，反對無愛的買賣式婚姻。李鶯鶯和張浩的愛情故事也如此。張浩才華出眾，深得出身於宦門之家的李鶯鶯愛慕，於是鶯鶯主動示愛，多次傳書張生月下私會，並且暗結連理。在遇到父母反對的情況下，她先告之“女行已失”的真相，並寫下訴狀，慨然陳詞兩人已有私約在先。最後龍圖閣待制只好“曲與成之”。＇11＇（P258）名妓杜十娘看中宦家子弟李甲，毅然贖身從良；莘瑤琴被賣油翁的真情所打動，不嫌其貧窮而愛上他。羅惜惜與張幼謙、樂和之與順娘都是在破壞封建傳統觀念的同時，建立起純真的愛情。這種感情超越了等級貴賤，超越了父母之命，超越了節烈貞操，具有個性解放的要求，並反映了婦女們進步的婚姻觀念以及在定婚上的自主權。
其次，婦女離婚與再嫁相對自由。明代雖忌諱離婚，而妻子因為貧窮或其它原因提出離婚的情況，還是存在的。《罪惟錄&；#8226；馬逵傳》記載，明朝初年，馬逵遠征，在昌邑“重自刻責，蔬食水飲，率不能繼”，他的妻子不堪忍受這種窮困潦倒的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