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時明月之聚散流沙

第33部分 (第2/4頁)

已。

《韓非子》搭建的新法家框架是：勢治為根，法治為軸，術治為察。

勢者，權勢也。位高則重，位卑則輕，是謂勢也。自古治道經典，無不將“勢”明確看作權位。《尚書·君陳》雲：“無依勢作威。”法家言勢，則明確指向國君的權位，也就是國家的最高權力。

《慎子》雲：“堯為匹夫，不能治三人。桀為天子，能亂天下。以此知勢位之足恃，而賢者不足慕也……堯為隸屬（治陶工匠）而施教，民不聽，至於南面而王天下，令則行，禁則止。由是觀之，賢智未足以服眾，而勢位足以屈賢者也。”

慎到之所以將勢治作為法治精要，其基本理念推演是：最高權力是一切治權的出發點，沒有權力執行，則不能治理國家；權力是律法政令的源頭，更是行法的依據力量；沒有最高權力，任何治道的實施都無從談起，是謂無勢不成治。所以，運用最高權力行使法治，被勢治派看作最根本的治道。

慎到的勢治說不可謂不透徹，但因為不能透徹論證權力與法治的關係而大顯漏洞。一個最大的尷尬便是諸多堪稱賢明勤政的國君權力在手，卻依舊不能治理好國家。

緣由於此，李悝、商鞅等重法之士應時而生，將國家治道的根本定位為法治，認為法律一旦確立，便具有最高權力不能撼動的地位，所謂舉國一法、唯法是從，皆此意也，是為法治派。

術者，尋常泛說的是技巧、方法。然則，法家所言之術，卻是治吏之道，是謂術治。戰國之世，術治說由申不害執牛耳，被天下看作與商鞅法治說並立的法家派別。

申不害術治說的理念根基在於：無論是勢還是法，都得由人群來制定推行。這個人群，便是君王所統領的臣下。若君王駕馭群臣得法，律法政令便能順利推行，否則天下無治。所以，治道之本在統領臣下的術治。

顯然，申不害術治說也是偏頗的，漏洞也很明顯。一個最大的尷尬是：國家若不變更舊法（根基是不廢除實封制），而唯重吏治整肅，便不能根除奸宄叢生、迭起的痼疾，國家始終不能真正強盛。齊國如此，韓國更是如此。

嬴政在御書房中不斷的踱步，晃得前來夜話的李斯都快頭暈眼花了。他突然停下，拍手稱讚道：“《韓非子》一書確實新奇，它承認“勢”是法治的源頭條件，卻又清醒地認為僅僅依靠“勢位”不足以明法治國，必須將勢與法結合起來，才能使國家大治，天下太平。這是一個很好的觀點，孤王被韓非的論點深深地折服了。”

嬴政越說越激動：“但是孤王最為激賞的，還是《韓非子》中問詰難勢說的矛盾故事。專言勢治者雲：堯舜得勢而治，桀紂得勢而亂，故勢治為本也。果然如此，其論則必成兩端：堯舜擁勢，雖十桀十紂不能亂；桀紂擁勢，雖十堯十舜不能治。如此，究竟是憑人得治，還是憑勢得治？憑勢得治麼，暴君擁勢則聖賢不能治。憑人而治麼，聖賢無勢而天下照亂。他用了一個形象的故事來說明：人有賣矛賣盾者，鼓吹其盾之堅“物莫能陷也”，俄而又鼓吹其矛之利“物無不陷也”；有市人過來說：“以子之矛，陷子之盾，何如？”賣者遂尷尬不能應也。賢、勢之不相容明矣，此矛盾之說也！”

李斯也在一旁稱讚道：“道理簡述得睿智犀利而諧趣橫生，韓非師弟的才學的確世之罕見矣”

嬴政拍手大笑：“不錯，韓非所言至當！勢治過甚，與人治無異。法、術、勢三者結合，方為上策。”

從九歲起，嬴政便是秦國太子。從十三歲起，嬴政便是秦國之王。從二十二歲起，嬴政便成了天下第一強國的親政君王。期間風雨險惡不可勝數，對君王不可或缺的正當權謀體味尤深，可謂烙印在心，刻刻不忘。

激動之餘，秦王嬴政疑問道：“韓非如此大才，現在何處？可有功業加身？我似乎從未在影密衛蒐集的六國良臣明將名單中看過他的名字。”

李斯嘆道：“韓非師弟雖然身負經天緯地之才，但是不得韓王重用，滿腹經綸無法施展，只得在臨棠溪邊結下草廬，埋首古籍經典之中。”

嬴政卻是歡喜：“韓王不是伯樂，哪裡識得千里馬？韓非之才只有在我大秦這塊土地上才能生根發芽，茁壯成長，化作參天巨木。李斯，你和姚賈立即採取行動，或威逼，或利誘，把韓非請到大秦來。”

李斯作揖稱道：“諾。臣一定盡心竭力。”

“那好，夜深了，你下去吧。”嬴政擺擺手，斥退左右，自己卻獨身看向窗外的明月，思考著帝國霸業的未來計劃。

“是，王上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