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5部分 (第2/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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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繼慎給犧牲了,所以張心一定要避免左權再次重蹈覆轍。
如果說在左權犧牲的問題上面,當時的中央還不是直接的原因的話,而皖南事變最後的發生這就是可說要承擔直接的責任了。
新四軍的前身是項英、陳毅領導的南方八省紅軍游擊隊。作為中共六大選出的中央政治局委員,項英理所當然地成為新成立的中共中央東南分局和軍委新四軍軍分會書記,同時兼任新四軍唯一的副軍長。在實行黨委負責制的新四軍軍中,項英享有至高無上的權力和權威。而作為國共兩黨商定的新四軍軍長人選、非黨軍事幹部葉挺,在新四軍裡的地位則有些尷尬,無法參與黨委的決策,他作出的決定沒有大權獨攬的項英的點頭是無效的。這樣,葉挺、項英二人的矛盾就不可避免地產生了。
葉挺、項英二人在新四軍建立初期的合作還是很愉快的。他們在新四軍的改編、組建、集整訓等工作中,有過密切的配合。這一時期,他們的分工很明確,葉挺主要管外,跟國民黨打交道,爭取港澳和海外僑胞的支援,軍內工作則側重軍事訓練、作戰指揮。項英主要管內,與黨中央、東南分局的直接上級長江局打交道,軍內主要抓幹部配備、黨的建設等。
葉挺、項英的分歧,是從怎樣執行黨中央有關迅速挺進敵後,獨立自主發展游擊戰爭這個決策開始的。葉挺認為這一決策具有重要的戰略意義,非常正確,應該及早執行,但項英對此猶豫不決。令葉挺最難以接受的是,對這類與軍事作戰密切相關的問題,項英在與中央磋商的過程中,根本不徵求他這個軍事首長的意見,也不向他通報中央的有關指示,好像這是什麼“黨內機密”,對他這個“黨外人士”和“統戰物件”需要保密。葉挺的處境是困難的,正如陳毅在《一九三八年至一九四三年華中工作總結報告》中說的一句十分尖銳且貼切的話:“項英對葉挺軍長不尊重,不信任,不讓其獨任軍部的工作,一直到包辦戰場指揮,強不知以為知。”
項英不僅在軍事上不尊重葉挺,在日常工作和生活方式上,對葉挺也頗多微詞。葉挺到部隊視察時,喜歡以馬代步,帶的副官、參謀、衛士等隨行人員也比較多,前呼後擁一大幫。項英到部隊去則習慣於輕車簡從,所以他認為葉挺是擺官架子,舊軍人作風,不符合紅軍官兵一致的作風。葉挺儀表堂堂,穿著整潔,平時不是穿黃呢將軍服,就是穿皮夾克、西裝等便衣,很少穿新四軍的深灰色制式軍裝。項英則剃光頭,無論冬夏,新四軍制式軍裝不下身,隆冬時節也只是穿一件舊棉大衣。葉挺單獨吃小灶,還從廣東帶來一個廚師。他的交際活動較多,常叫他的廚師做些廣東客家名菜,邀請軍部領導同志、來訪的國內外人士、國民黨三戰區駐新四軍的聯絡參謀,以及隨他來新四軍工作的老朋友一起聚餐。項英也被邀去吃過一兩次,但後來感到“不妥”,就再也沒去過。項英對此頗有微詞,認為這不是無產階級的生活作風。
葉挺是一個自尊心極強、性格極倔強的人。廣州起義失敗後他不服從中央李立三和駐共產國際代表王明的壓制,憤然脫黨出走,就是這種性格的典型反映。葉挺的這一瑕疵,在他出任新四軍軍長前夕,幾乎淹沒了他過去的光榮和貢獻。項英一看到葉挺,就用有色眼鏡看他:“他對黨對**還能忠誠嗎?”“他能接受黨的領導嗎?”這些想法,中共中央領導人開始也有過,項英也知道毛主席、黨中央開始對葉挺並不信任,可是經過面談和一段時間的觀察,中共中央對葉挺已經完全信任。可項英的思想一直沒有轉過彎來,一直把葉挺作為統戰物件來看待。所以在新四軍中出現了軍長的命令,需要副軍長批准的怪現象。
葉挺在實行黨委負責制的新四軍內,職權行使難免受到一些限制。作為黨在新四軍的最高領導人,項英無視黨中央的重託,始終以關門主義的態度對待葉挺,與葉挺的關係搞得非常僵,加之葉挺無法出席某些會議和看不到黨中央的指示電報,在工作時心情不愉快,甚至產生了想擺脫項英離開新四軍的想法。
一九三八年六月初,葉挺為繼續解決新四軍的經費問題,來到武漢。他向駐漢的中共中央長江局領導周恩來、葉劍英等彙報工作,傾訴了自己雖是軍長卻又有職無權的苦衷,並建議成立一個共同議事的新四軍委員會,以解決這一問題。對於葉挺的困難處境,周恩來和葉劍英很同情,也很理解他的心情。他們當天便向延安發了一個電報,請求中央批准葉挺的建議。
黨中央很重視葉挺的意見,很快作了批覆,回電表示“同意組織新四軍委員會,項英為主任,葉挺為副主任”。但由於項英對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