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世之能臣,亂世之梟雄:袁世凱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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餘不才，忝居政界數十年，向持穩健主義，以為立國大本，在修明法度，整飭紀綱，而後應時勢之所宜，合人群而進化。故歷辦革新諸政，凡足以開風氣者，必一一圖之。但餘取漸進而不取急進，以國家人民之重，未可作孤注之一擲，而四千年先民之教澤，尤不可使斫喪無餘也！戊申以後，歸田課耕，不復與聞政事，生平救國之志，已如過眼煙雲。乃武漢事起，為時勢所迫，身當其衝，大懼吾國吾民之無以生存，而思減少其痛苦。後清帝遜位，共和告成，以五大族之不棄，推為臨時大總統。此種政體，吾國四千年前已有雛形，本無足異，乃事權牽掣，無可進行，夙夜彷徨，難安寢饋。然且忍之又忍，希望和平。乃本年七月間，少數暴民，破壞統一，傾覆國家，此東亞初生之民國，惴惴焉將不保。餘為救國救民計，不得已而用兵。幸人心厭亂，將士用命，不及兩月，內亂敉平。極思解職歸田，長享共和幸福，而國民會議群相推舉，各友邦又以餘被選之日，為承認之期，何敢高蹈鳴謙，以致搖動國基，負我父老子弟之期望。蓋餘亦國民一分子，耿耿此心，但知救國救民，成敗利鈍不敢知，勞逸譭譽不敢計。是以勉就茲職。今將以餘極誠懇親愛之意，與我國民一言之。

西儒恆言，立憲國重法律，共和國重道德。顧道德為體，而法律為用。今將使吾民一躍而進為共和國民，不得不借法律以輔道德之用。餘歷訪法美各國學問家，而得共和定義曰：共和政體者，採大眾意思，制定完全法律，而大眾嚴守之。若法律外之自由，則共恥之！此種守法習慣，必積久養成，如起居之有時，飲食之有節，而後為法治國。吾國民性最馴，惟薄於守法之習慣。餘望國民共守本國法律，習之既久，則道德日高，而不自知矣！

又共和國以人民為主體，人民大多數之公意，在安居樂業，改革以後，人民受種種激刺，言之慘然！餘日望人民恢復元氣，不敢行一擾民之政，而無術以預防暴民，致良民不免受其荼毒，是餘所引為憾事者也。餘願極力設法使人民真享共和幸福，以達於樂利主義之目的。

國民生計日蹙，迫於飢寒。露民之尤狡者，利用此等貧民，驅之死地，可憫之至。欲國之長治久安，必使人人皆有生計。而欲達此目的，則必趨重於農工商。餘聞文明頭等人物，往往願為實業家。吾國天時地利，不讓諸強，徒以墾牧不講，工藝不良，礦產林漁，棄貨於地，無憑貿易，出口日減。譬諸富人藏窖，而日曰憂貧。餘願全國人民，注意實業。以期利用厚生，根本自固。

雖然實業之不發達厥有二因：一在教育之幼稚；一在資本之缺少。無論何項實業，皆與科學相關，理化之不知，汽電之不講，人方以學戰、以商戰，我則墨守舊法，迷信空談。餘願國民輸入外國文明教育，即政治法律等學，亦皆有實際而無空言。餘對於教育之觀念如是。

實業非資本不辦，以吾國地質之膏腴，物力之豐富，豈得謂貧？生人所需，不出衣食住之屬，金錢其籌碼耳。但金錢不足，無以為兌換之資，缺少金錢，猶缺少籌碼。故欲備一切實業之開辦，資本不得不仰諸富有籌碼之鄉鄰。迨地利既闢，無曠土，無遊民，所藉資本，子母相生，除償還本利外，尚有贏餘，比諸藏窖而憂貧者何如？故願吾國輸入外國資本，以振興本國實業。

夫輸入外國文明與其資本，是國家主義，而實世界主義。世界文明之極，無非以己之有餘，濟人之不足，使社會各得其所，幾無國界可言。孔子喜言大同，吾國現行共和，則閉關時代之舊思想，必當掃除淨絕。

凡我國民，既守本國自定之法律，尤須知萬國共同之法律。與各國往來，事事文明對待，萬不可有歧視外人之意見，致生障礙，而背公理。邇來各國對我政策，皆主和平中正，遇事諸多贊助，固徵世界之文明，尤感友邦之睦誼。凡我國民，務當深明此義，以開誠佈公，鞏固邦交為重。本大總統宣告：所有前清政府及中華民國臨時政府，與各外國政府所訂條約、協約、公約，必應恪守，及前政府與外國公司人民所訂之正當契約，亦當恪守。又各外國人民，在中國按國際契約及國內法律並各項成案成例已享之權利並特權豁免各事，亦切實承認，以聯交誼而保和平。凡我國民，當知此為國際上當然之理；蓋我有真心和好之證據，乃能以禮往來也，餘之所以告國民者，此其大略也。而又重言以申明者，仍不外道德二字。道德範圍廣大，聖賢千萬語而不能盡其詞，餘所能領會者，約言之，則忠信篤敬而已。

忠之本義，忠於一國，非忠於一人也，人人以國為本位，勿以一身一家為本位，乃能屈小己以利大群，其要在輕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