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譴行動:以色列針對"慕尼黑慘案"的復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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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把繩子弄鬆——因為人們後來發現把他們綁在椅子上的粗繩結上有齒印——他們也許很快就解開了。這讓直升機外的兩個恐怖分子大吃一驚。毫無疑問，以色列人試圖奪過敢死隊的武器來解放自己。至於第一架飛機上的阿米卒·沙皮拉、大衛·馬克·伯格、安德雷’斯皮澤、馬克·斯拉凡和科哈·朔爾，就不可能知道他們幹了些什麼了。他們的屍體燒得無法辨認。

兩個活著的恐怖分子還在負隅頑抗。警察和邊防部隊在十五分鐘後殺死了其中一個人——這個人名叫埃薩法第或者“埃薩”，朝第一架直升機上扔手榴彈的就是他。大約就在同時，德國人俘虜了一個傷勢嚴重的恐怖分子，名叫巴德朗。另外兩個，埃爾一德納維和“薩米爾”塔拉菲克也被俘了。他們沒有受傷卻假裝死了。

最後一個恐怖分子是一個瘦長結實的老煙槍，名叫託尼。他喜歡把自己當作阿根廷的拉丁美洲革命家“格瓦拉”。他也許缺乏很多做人的品質，但不乏勇猛。託尼與德國人打一會，躲一會，耗了一個小時，一個邊防士兵的脖子上還捱了他一槍。最後他被逼至一隅，在凌晨一點三十分被擊斃。戰鬥終於結束了。

第二天，奧林匹克運動會繼續進行。那屆奧運會，蘇聯獲得五十枚金牌。美國位居第二，獲三十三枚金牌。

第一部　特工的誕生

第一章　阿弗納

阿弗納在開啟那個棕色的信封之前，就知道了那封信的大致內容。至少，他知道是誰寫的，為什麼寫這封信。在這樣的事情上，他的第六感覺總是很準。

這也有道理，因為他的前五種感覺都一般。他的判斷力應付日常生活沒問題，但要從事他夢寐以求的真正光輝的職業：戰鬥機飛行員和雙向飛碟射擊冠軍就有些勉強了。他的聽力不出眾，觸覺也無法使他成為一名機械大師。但是他的第六感覺則完全不同。

那些棕色的信封——現在他手裡就拿著一個，絕對與以色列政府有關。但是政府的信，甚至軍隊的信，信封上都會有某種標誌——比如說某某部——而這封信上面什麼也沒有。

信的內容只有五行，是用一臺老式希伯來語打字機打出來的，這臺打字機似乎在迴避“M”這個字母，總是把它打成了“E”。信中問阿弗納對一個活有沒有興趣。“你也許想跟我見一面，那就在特拉維夫的弗雷希曼街和笛宗高夫街的拐角處吧。”信中寫了見面的時間和咖啡館的名字，還留了一個電話號碼。萬一他對這個活不感興趣，或者這個時間不方便，他可以給他打電話。落款是“您誠摯的莫舍·約哈南”，一個對他來說毫無意義的名字。

這是1969年5月初。這年阿弗納二十二歲，身體健康。他是一個土生土長的以色列人，剛剛從精銳部隊服役歸來。他跟其他人一樣，參加過“六日戰爭”，在預備隊中任上尉——在特種部隊裡服役過的人都是上尉。

“好極了。”他一邊上樓洗澡，一邊自言自語地說。

這兩樣東西——在大中午洗澡，用英語說“好極了99——代表了阿弗納的本質。沒有什麼東西比這兩樣更接近他的本質了。部隊裡有幾個人會用一隻橘黃色板條箱、幾根繩子和一隻破水桶做一個移動的澡堂？又有幾個人會在其他人的狂笑聲中把它用帶子捆在坦克上，在沙漠裡演習時隨時帶在身旁？除了澡堂之外，還有一隻板條箱，中間切開一個方方正正的洞，這就是內蓋夫沙漠上的一個自制的臨時廁所。對阿弗納來說，他不願意像個猴子一樣，蜷縮在沙漠裡，讓屎殼郎在背上爬來爬去。

並不是這種整潔有什麼了不起，而是他碰巧是個愛整潔的人，他並不以此為恥。如果在整個以色列軍隊中，他是惟一一位在復員時把餐具像四年前發給他的時候那樣一塵不染地交回去的，那又怎麼樣？

毫無疑問，這有點誇張。但即使是誇張，也代表了阿弗納的本質。這又涉及到另外一個問題。截止到現在為止，阿弗納還沒去過美國。但他的母親總是說他小時候開口說的第一個字——那是1947年，以色列建國的前一年——不是“媽媽”或者“爸爸”，而是“美國”。這或許有些杜撰的性質，但聽起來合情合理，當然聽起來也像“阿弗納”的發音，“阿弗納”的發音跟“美國”這個詞的發音相似。他長大以後，沿著雷霍沃特空曠乾裂的大街，趕著看下午場的電影時，美國就成了他全部的精神生活，成為他的夢想。什麼拉娜．特納，什麼約翰·韋恩，什麼麗塔·黑沃斯，都是他夢想中的人物。

正是從這些電影中，阿弗納學會了第一批英語單詞——或者更確切地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