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譴行動:以色列針對"慕尼黑慘案"的復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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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做噩夢的時候——這樣的時候非常少——夢見的主要是在集體農場度過的孩提時代。他幾乎沒有做過關於部隊或“六日戰爭”的很緊張的夢，關於那次任務的夢完全沒有。

儘管很多人都習慣了有關現代情報機構如克格勃、中情局，特別是“穆薩德”而建立起來的神話，但他們還是產生了這樣的疑問，即：為什麼會派這樣一位普通的年輕人去領導這樣一次特殊的行動？除此之外，對超級特工杜撰式的描述又加強了這種感覺——比如：詹姆士·邦德和斯密勒——他們有非常高的造詣，性格豐富多彩，已成為我們文化期待的一部分。在一個層面上，我們知道這個虛構的特工只是想象的產物，把馬基雅弗利的俗氣和亞瑟王的騎士精神結合在一起。在另一個層面上，如果我們遇到一個人聲稱自己是詹姆士·邦德，卻明顯達不到他那樣的成就，我們就覺得受了欺騙。

除非他是個變態。這是另外一種型別，我們也能接受。我們習慣那種高深莫測的冷麵殺手，也就是黑手黨式的職業殺手、暴徒。然而，在現實生活中，野蠻的暴徒和非常老練動機高尚的高階特工也許都存在，但畢竟很少（尤其是後者）。儘管都是虛構的，都是神話，我還是相當系統地閱讀了當時的記錄。我認為，情報機構的大多數僱員——包括“穆薩德”，儘管是傳奇——都是非常普通的人。這一點常常被事實所證明，只要秘密行動一曝光，就可看出來了——無論是利勒哈默爾還是1950年那次著名的“蘇珊娜行動”都是普通人。在“蘇珊娜行動”中，以色列特工企圖破壞西方國家在埃及設立永久性軍事基地的企圖，並希望歸咎於埃及民族主義者。

鑑於此，“穆薩德”的一個著名的“復仇者”突擊隊的領導是一個趣味、見解、動機和成就都相當普通的人就不足為奇了。跟克格勃不一樣，“穆薩德”通常似乎連“謀殺”或“骯髒的把戲”都不會依靠犯有罪行的變態者去做。部分原因很可能是因為他們需要控制和提供支援。把五個拿著瑞士銀行存摺的暴徒派去搜捕恐怖分子是非常不現實的。因為每次轉折的時候，他們都得制訂計劃，提供指導。與此同時，初露頭角的愛因斯坦也完不成這個活。傑出的人物通常選擇別的方式為社會做貢獻——或者如果他們選擇情報工作作為職業（這種情形很少）的話，他們就會以別的能力來為社會做貢獻。而開槍殺人的事只有留給普通人了。

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在他們必須忠誠勇敢的同時，還有一個選擇標準，即缺乏某些突出的品質，這一點和他們具備某些品質差不多同等重要。很顯然，對他們來說，想像力太豐富、盲目或者莽撞都是不可取的。想像力太豐富會多疑；太盲目會不穩定；太莽撞會粗心。一個反恐突擊隊要減少風險，似乎得找到兩個問題的答案：怎樣找到目標以及突襲後怎樣脫身。（第三個問題——怎樣突襲——通常是由這兩個問題的答案決定的。）第一個問題的答案來自線人，這是一成不變的。第二個問題的答案——脫身——佔了整個難度的百分之九十，是最需要準備和組織才能的。

第二個問題的解決要歸功於這個現代都市社會時刻處於動態之中。在當代社會中，彼此陌生、流動性強和擁擠不堪——甚至在人口集中的地方以外——使旁觀者，甚至權力機構變得漠不關心。幾乎誰都不會引起別人的注意。再加上突然襲擊的環境和不願意干涉別人所謂私事的想法，就使得在突襲之前進行監視和突襲之後脫身成為可能。政治刺客——除了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日本頑固不化的神風隊隊員或者單獨行動的亡命之徒之外——很少有被當場抓住的。跟他們的受害者一樣，刺客們撤到他們事先準備好的安全之所以後，再受到襲擊的可能性就很小了，除非他們的同夥叛變。如果沒有人叛變，他們被當局搜出來的可能性不是很大。

我認為，“穆薩德”的本事——其他特工組織也是一樣——就在於他們對用什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