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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見。”阿弗納回答道，把門關上。這個詞說起來容易。平安，平安，但會平安嗎？
他希望自己能瞭解將來的意義。
尾聲
阿弗納和他以前的上司在1976年早春的這次談話不是他們最後一次接觸。但就跟主題有關的事件的敘述而言，這次談話卻是一個很好的結束。阿弗納從所有的特務活動中退出，把名字改了，把家也搬了。據我所知，他現在和家人住在北美的某個地方。
關於他那位倖存下來的夥伴“斯蒂夫”，我只知道，直到今天他還在安全機關工作，繼續為國效勞。
在執行任務期間，阿弗納的突擊隊沒有找到的那三個恐怖分子——阿里·哈桑·薩拉米、阿布·達烏德和瓦地·哈達德博士——仍然活躍在恐怖網路之中，時間長短不一。1975年，哈達德博士從喬治·哈巴希的組織中分裂出來也許是事實，也許不是。他一直是一些重大國際恐怖活動的策劃者。1978年初，他住進醫院，幾個月後死在那裡。據報道說是自然死亡。作為一位組織者，在恐怖分子猖獗的十年中無人能與他匹敵。從戰鬥精神來講，他很可能超過了以前的夥伴哈巴希博士。正因為如此才導致了他們1975年的分道揚鑣。這一點當時曾大肆宣揚。他與哈巴希博士的關係轉入地下也同樣有可能。哈達德博士死在醫院，官方公佈的原因是癌症。沒有證據否認這一點。
1981年8月1日，阿布·達烏德（穆罕默德·達烏德·歐德）在波蘭一家酒店的大堂裡遭人槍擊，不過並不致命。報道說，企圖行刺達烏德的那個人——這個人事後逃跑了——是個以色列特工。如果這一訊息屬實，就產生了一個有趣的疑問：以色列特務機關是否大膽地把它的行動——不僅僅是收集情報——延伸到了對立陣營國家。在阿弗納的突擊隊存在的那些年，這些地方是嚴禁進入的，所以它們就成了恐怖分子們非常安全的藏身之處。反恐人員在某些國家從事反恐活動很難。在這些國家，即使最普通的活動，如租房、人住酒店和結賬離開以及租車都要經過非常仔細的檢查和嚴格的限制。而且，特工一旦被捕，別指望得到法律和人道限制原則的保護。按照“人道限制原則”，在西方國家，即使被懷疑為間諜或恐怖分子的人也可以得到保護。這樣的行動在國際上的影響也許都非常嚴重。但在同樣的條件下，另一些國家對那些策劃惡意滲透的國家的報復要比西方國家厲害得多。
鑑於此，那份未經證實的報告就有了某種意義。按照這份報告，槍擊阿布·達烏德事件確實是以色列特工乾的，但是是一個在酒店裡發現了這個臭名昭著的恐怖分子在一時衝動之下乾的，而不是這個特工在波蘭的任務就是暗殺他。雖然有人會說，一個精心挑選、訓練有素的特工，其行動不可能超出任務規定的範圍。但是由於此類事件太多，促使以色列在對立陣營內部採取行動的政策發生了根本性改變。（雖然報道的恰好相反，但暗殺阿布·達烏德的行動也可能是巴勒斯坦運動爭鬥的結果——以色列人指的是阿布·奈達爾的“黑色六月”組織——或者是克格勃設下的陷阱。）惟一可以肯定的事實是，阿布·達烏德是在波蘭遭到槍擊而受傷的。
所有的報道都肯定阿里·哈桑·薩拉米於1979年1月22日在貝魯特被暗殺。據報道，整個70年代期間，一直有人想要他的命。理查德·迪肯在他的《以色列特務機關》一書中，描述了兩次早期的暗殺行動，一次在1975年，一次在1976年10月7日。第一次——一名以色列狙擊兵用一支伸縮式步槍從窗戶裡朝他開槍——結果把一顆子彈打進了酷似他的人的身體裡。按迪肯書中的說法，1976年的那次重創了薩拉米。但有訊息來源，如大衛·B．汀寧報道說，只傷了他的一個朋友。
1979年1月22日下午三點三十分，當薩拉米乘坐的“雪佛蘭”客貨兩用車經過一輛停在貝魯特弗爾頓街和居里夫人街轉角處的“大眾”牌汽車時，薩拉米及其貼身保鏢被炸飛了。很顯然，有這種可能，因為薩拉米一直是個老謀深算的目標，但他在1978年娶了前環球小姐（1971年）、黎巴嫩美人喬治娜·瑞茲克之後，生活變得有規律多了。按照穆斯林的傳統，薩拉米沒有與他的第一任妻子離婚。這樣他就在巴解組織總部、第一個妻子和兩個孩子那裡以及弗爾頓街喬治娜的公寓裡來回奔波。行蹤有了一定的規律。但他不知道的是，據說他的行蹤已被一個以色列特工盯上。這個特工化裝成一個古怪的、非常喜歡貓的英國老處女。其化名為埃瑞克·瑪麗·“彭妮洛佩”·錢伯斯。她在離弗爾頓街喬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