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上朝廷(乾隆三部曲第二部-出書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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寧的范公堤也改建成石塘，特撥銀五百萬兩，限期五年完成，結果，只用三年時間就完成了。（15）

乾隆二十七年，就湖北堤垸事宜，上諭：自古力役一項，載在方策。以其事本為捍衛民生而設，則供官正所以自為，並非徵求無藝也。若工程非旦夕可既，而民力更難以全任，則仍當官為酌助口食之資。不可徒令富者計畝出夫，貧者出力餬口，一切並責之閭閻。（16）乾隆二十八年，復打算湖北部垸、民垸，概令官為經理；（17）並開始籌辦江蘇蘇、松、太三屬水利疏浚事宜。（18）就此來看，乾隆十三年的“收斂”恐怕只是一時的，現在，政府又在許多領域挺身而出，積極進行干預，要承擔更為積極主動的角色了。同時，廢除編審，整頓保甲，都多少帶有現代人口動員的意味。

在修河治水之外，繼乾隆初年之後，開始了又一次大舉修理各省城垣。先是，江南、江西各屬城工曾經開捐勸輸，隨之各省相繼提出修理城垣。乾隆三十年十一月，戶部奏請停止開捐勸輸，直隸等各省城工估需不敷銀五百三十一萬餘兩，可從戶部收捐貢監項下調撥，該項每年得銀百萬兩以上，約計五年，即可滿足。

十二月丁巳，上諭：前因各省應修城垣，費繁工巨，特發庫帑五百萬兩，分撥各省，一律興修。頻歲年穀順成，庫藏極為充裕。（19）因思天下之財，止有此數。庫中所積者多，則民間所存者少。用是動撥官帑，俾得流通。“此朕本意也”，更毋庸較量工費，意存節省。至土城改建磚城，雖現在為費畧多，其實壯觀瞻而資鞏固，且省不時修葺之勞，視土城尤為經久。即出於原估五百餘萬兩之外，正亦何妨？“朕惟期有益於民，豈計所費之多寡乎？”各省或有土城應改建磚城者，並著一體確估核奏。

14．政治案件

任何“政治運動”可能都有其自身規律，幾年以來，它的勢頭已有所減弱，現在更似失去了方向。

這一時期，特別引人注目的，倒是所謂瘋漢文字獄案。在這以前，乾隆十八年，瘋子丁文斌雖然被處以極刑，但與十六年因獻詩而被杖斃的王肇基一樣，下自地方官吏，上至皇帝，還是承認他們確有瘋癲之狀。二者刑罰之所以有輕重之別，是因為丁文斌查有“悖逆實跡”，而王肇基不過“無知妄作”。丁文斌案發之後，各地加強了對患有精神疾患的文人的管束，瘋漢文字獄呈上升趨勢。至乾隆二十二年劉德照逆帖案發生，情況又為之一變。皇上在諭旨中，首先說對於這類瘋癲，若僅只詞語不經，妄言災禍，或生事地方，訾議官長，則杖斃已足蔽辜，但“如訕謗本朝，詆譭干犯，則是大逆不道，律有正條，即當按法定擬，明正典刑，妻子緣坐，不得坐以瘋癲，曲為原解，僅予杖斃”。此後審鞫瘋漢“逆案”也就有了固定的程式，極少見到僅予杖斃的，更少見為這些可憐的罪犯親屬開脫的了。

乾隆二十八年正月，福建有一個叫林時元的瘋子因投遞一張字帖被捕，閩浙總督楊廷璋親加刑訊，讓他解釋字帖上所寫“孔子張天師楊家府楊老令公龍翁龍母”是什麼意思，林時元供稱，有的是“夢中告知”，有的是“戲場看見”。皇上降旨申斥說：“林時元如實系瘋狂，自當不省人事，何以逐條登答，俱能圓融解說？”楊廷璋連忙又提林時元，嚴加刑訊，然後順著皇上的口氣覆奏說：“該犯茹刑之下，亦知痛苦呼號，則誠非不省人事者可比”。隨後，林時元於省城斬決。

三月，寓居湖北恩施縣的湖南人劉三元，自稱夢見“神道對我說，我是漢朝後裔，要天下官員扶持”，並寫成字紙，湖北巡撫據以奏聞。上諭：“逆子、鄰保僉供素有瘋疾之處，此等外吏文具相沿，竟成痼疾！殊不知此等重犯，不行盡法嚴懲，而徒以瘋癲故套，欲使罪歸一人，易於結案，以致逆惡之徒，不知儆懼，其貽害於風俗人心，何以底止”？然以“其瘋癲似非盡由捏飾，與有心肆造者尚屬有間”，劉三元被凌遲處死，其弟兄加恩免其緣坐，概予省釋。並以此案系“法外施恩”，特諭：“恐各省督撫等因有此旨，將來一遇此等案件，即捏造瘋癲，希圖開脫，俾實在悖逆重犯，雖致敗露，不過罪止一身，而應行緣坐之人，俱得伴逃法網，則非所以彰國憲而正人心矣”，命嗣後凡遇此類案件，須據實奏聞，“候朕酌奪”，不得預有成見，遷就了事。

湖南衡陽縣民王宗訓素患瘋疾，掙脫鐵鏈外逃，在廣西被緝獲，從其身上搜出一紅封內有紅紙兩張。供稱雁峰寺有個叫掌能的和尚說我是善人，可為天下之主。這兩張紙是壽佛說出，我照寫的，他說我有天神扶助，不要人幫。九月，廣西巡撫等在確認王宗訓“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