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上朝廷(乾隆三部曲第二部-出書版)

第12部分 (第3/4頁)

的“流浪漢”（無職業者），包括乞丐、僧人（特別是跡近乞丐的遊方僧道）、窮困潦倒的讀書人、僱工、賣字者、做戲法之人等。要把疑犯一一捕獲，可謂難上加難。（12）

問題可能就在這裡。當那些捕役按照犯人口供追蹤而至，卻往往發現，根本就沒有這個地址或是人名。如宿州地面雖有青龍寺，並無僧人玉石；邳州亦無五樂戶地方及疑犯張四儒姓名；韓沛顯所供海州各處僧人普敬、普貴、通明、通義等，分諮各該省密訪查拏，查無其人；鳳臺縣疑犯引峰、潛修二僧，行查該縣，並無其人；固始縣逐細搜查，並無疑犯張文棟其人；至於宿州拿獲匪犯張四，究出即系要犯張四儒，後來發現也是受刑捏造的結果；有時找不到疑犯，就只能將字音相近者（如吳元與悟源、悟圓二僧），押送質對（後查出九華山進香之吳元，及昭文縣拿獲吳元一名，皆非正犯）。

面對這種情況，官府可以依賴的，也就只有那套保甲制度了。從理論上說，地方有司編查保甲，城鄉十戶立一牌頭，十牌立一甲長，十甲立一保長。給用印門牌，開寫本戶姓名口數，年齒生業，如有故絕遷移及外來無稽之人，隨時呈報。畢竟登記有各家各戶人頭姓名，難道不可按圖索驥？

因此，皇上指示兩江總督：“此旨到，即嚴督屬員，將山東審出指名逆僧務獲”。（13）又諭令兩江、安徽、江蘇、浙江督撫：“前已指出首惡姓名，何難按籍而稽”？（14）

可惜的是，現行保甲制度並沒有那麼理想。長期以來，地方官不能切實奉行，一個重要的原因，即戶口遷移存歿，以及生計經營每多更易；州縣不能數數親查，稍涉因循，即成故套。（15）故平日之所謂編查保甲，全屬虛應故事，或率以具文從事。（16）

江蘇巡撫彰寶也報告說：“外省查拿之犯，或有住址姓名，而現在查無蹤跡，或僅開姓名，而並無鄉貫住址”，（17）這樣的問題顯然是現有的保甲制度無法解決的。

又因疑犯供詞閃爍，始終無一語確切，而使此類情況更形嚴重。皇上據各省奏覆，亦察覺就獲人犯，供詞多半遊移，或其初似有端倪，及追究又無影響。如此豈能完局？（18）

在審訊中，則時而諭令不可徒事刑訊；止當設法研鞫，不必徒事刑求；若急用刑夾致斃，反至無可根究。（19）及至審問多日，並未得一實供，復擔心疑犯窺破，愈得逞其狡獪伎倆。令其備受諸刑，或得一二招語？（20）在很多場合，實際都依靠和使用了刑訊。

在此案中，皇上還使用了一個不同尋常的做法，即指定專人專門負責，特別是那些督撫大員。如在兩江即由該省巡撫，在京師則由大學士劉統勳、吏部尚書託恩多、戶部侍郎英廉等，“經朕責成專辦”。不僅如此，皇上自己也要負起一定的責任，如屢次諭令將罪犯解送（熱河）行在，交軍機大臣詳細研鞫。（21）

為拿獲罪犯，在大吏專責之下，簡派妥幹員弁，或因首惡要犯不外奸僧，蹤跡詭秘，所稱法名俗籍，不足盡憑，甚至隨口改捏，令於城外城內及市集村鄉，凡有庵觀寺院之處，一體留心訪查（京師）；（22）或遴選兵役，懸立重賞，責令於坊店寺院食頓住宿之地，分頭踩稽，如有面生可疑之人，即加盤問，露出詭秘形跡，立即搜查（直隸）；（23）或改裝易服，帶同幹役，參差行走，先在城鄉市鎮，次及深山僻壤，一切廟宇歇店，並江岸海淀，嚴密訪查（浙江）。（24）並屢經降旨各督撫，一有情況，即六百里馳驛速奏。

由此看來，在“叫魂”一類案件裡顯示出來的，正是意欲實現國家的“中央集權”和從上到下的“政治一元化”。儘管這做起來並不容易，但意圖是很明顯的。如果說十八世紀的中國已經開始進行“現代化”，（25）許多相關的事例也表明，她並不是一個靜止的前現代的傳統社會的代表。

這樣的事，無論在康熙朝，還是雍正朝，可以說都沒有過。在這一點上，今上已超越了皇祖、皇考。可惜的是，有一個想法與實現這一想法之間，還有一定的距離。何況他的目標也不是那麼明確的呢！

幾個月後，割辮案已經從山東、江蘇、浙江，擴大到直隸、京師、湖北、湖南，甚至蔓延到了熱河、山西等地，每省都發現了數件到十幾件不等。被捕者多系“奸徒”、“無賴”，所供不足憑信，而真犯卻一無所獲。事後發現，他們也有幾分可原之情，因為這些都不外刑求的結果。皇上雖曾降旨詢問：山東如何設法成招？巡撫富尼漢覆奏：並未刑求，到案即行供吐。及至解京後，經軍機大臣會同刑部審訊，發現外省所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