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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獄中涉及皇后的案件
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七月，山西高平縣役滿書吏嚴譄於乾隆三十一年風聞廢后之事，及三十三年來京聽說皇后已故並未頒詔，有一御史為此將禮部參奏，即被髮遣，心慕此御史方正鰭直；及妻子相繼死亡，心想人生在世，應做些有名聲的事，寫成“請補行頒詔議在立正宮折”，並稱貪官作福，謀利害民等語。赴京投遞大學士舒赫德，乞為代奏。皇上見嚴譄折內稱“納皇后賢美節烈，多蒙寵愛，見皇上年過五旬，國事紛繁，若仍如前寵幸，恐非善養聖體，是以故加挺觸輕生”等語，系“汙衊朕躬”，將嚴譄照大逆律，從寬改為斬決。
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九月，巡幸盛京，錦縣生員金從善於御道旁跪遞呈詞，條陳“立儲”、“復立後”、“納諫”、“請施德”四事：“大清不宜立太子，豈以不正之運自待耶”？又於請“復立後”，欲帝下“罪己詔”。被認“為從來所未有”之“狂誕悖逆”，著從寬斬決。
17．割辮案
乾隆三十一年，國家陷入了對緬甸的戰爭，這是繼西師之後的又一場重要戰事。一開始，清廷還有所剋制，有所警覺，但不久就越陷越深。就在軍書傍午之際，接連發生了幾個案件，沖淡了作戰失利的陰影。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割辮案”了（又稱“叫魂案”）。
乾隆三十三年（1768年）六月十二日，皇上不知從哪兒得到一個訊息，由軍機大臣等發出廷寄：聞浙江一帶傳言起建橋座，因而偷割發髲衣襟等物，搘墊橋樁，以為厭勝之用者。字寄浙江、山東各督撫，飭屬密行體察，如果有此等情事，即行嚴拏，重治其罪。（4）
在他的追問之下，有幾個督撫承認了實有此事，好像皇上不問，就可以不說了似的。本月十六日，山東巡撫富尼漢奏道，本省鄒縣、嶧縣等處已經拿獲匪犯兩名，一蔡廷章，一靳貫子（另一要犯通元在濟寧乘間脫逃），為首者系浙江和江南僧人吳元、玉石。現已行文江浙，體訪根緝。（5）
二十三日，直隸總督方觀承報告，與山東交界之景州境內發現有兩人被割髮辮。上諭：“可見此等匪徒，傳播邪術者，已蔓延數省”，在他眼裡看來問題是夠嚴重，也夠誇大其詞的了。（6）
是月，兩江總督高晉奏，本年三四月間，臣署撫篆時，聞浙省有割取衣辮之事，當飭各屬密訪。嗣據長洲等縣報稱，訛言起自杭州，本境並無被割髮辮者。旋將傳播之人，密拿查禁，訛言亦息。
這當然不能令皇上滿意，諭曰：未必！今自江南蔓延山東、直隸，即京城亦有被割之人，何江南反言無耶？足見爾江南吏治不堪，惟事化有為無之陋習，甚可痛恨。此奏大不是，欺罔之甚矣！（7）七月初四復又質問：何以山東、直隸及京城俱經捕犯破案，而江浙等省轉未曾緝獲一二，亦未見據實奏聞？及經朕降旨查詢，又閱多時，迄今猶未覆奏。苟非該督撫等於地方事務，漫不經心，置若罔聞？（8）
七月初九，皇上進一步施壓，這一次是針對浙江巡撫覺羅永德的：乃自六月十六日傳諭以來，迄今二十餘日，並未據實覆奏，殊不可解。地方有此等奸徒，本不待朕傳旨詢問，方行辦及。此案實始於浙省，其姑息因循之習，幾於牢不可破。著即將從前因何不行具奏，及現在如何設法緝捕，一一詳悉迅速奏聞。毋得仍前延緩，自幹咎戾！（9）
同日，字寄江蘇巡撫彰寶，諭：前此既不據實入告，及屢次詢問，又不即行奏聞，一味延緩因循。著將因何不即覆奏，並如何設法訪緝，有無獲犯，及山東省供出首惡蹤跡若何，曾否弋獲之處，馳驛六百里，逐一速行據實奏聞。若再漫不經心，則是該撫自取罪戾，朕亦難為寬貸也！（10）
事情到了這一步，矛頭似乎已不僅是指向叫魂邪術，而是對著地方官員，特別是兩江的督撫大吏了。對於他們，皇上好像是成見已深。
掩蓋資訊，據說是發生於皇帝與官僚之間的一個嚴重問題，在美國學者孔飛力看來，這就是叫魂案的重點所在了。在皇上與各省督撫之間的這場暗鬥，其激烈程度恐怕並不亞於清剿本身。（11）
但對地方官員看來，這類案件既不同於人命案，也不同於特定的政治案，它既難歸類，又難捕捉。來無影去無蹤，飄忽不定，或如謠言傳聞，自生自滅。它也不像一般“邪教”，有著相對固定的人事來往關係，相反，其人員構成恰帶有很大的隨機性和臨時性。
各方面材料顯示，清代中國已是一個人口高度流動的社會，從叫魂案所涉及的“罪犯”來看，有各種各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