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上朝廷(乾隆三部曲第二部-出書版)

第1部分 (第2/4頁)

一、首次南巡

1．馬上天子

從所謂“養教兼施”、“先養後教”的宗旨出發，在乾隆初政的十幾年時間裡，政治的重點集中在了“養”上，而在其後一個很長的時期裡，可以說它就轉向到“教”（“文教”、“教化”）上去了。昔人有云：孔子治術有三，曰養、曰教、曰治。（1）乾隆一朝，也未始不可以這樣作階段劃分。

在乾隆朝的階段劃分中，我曾把“乾隆初政”作為它的第一個階段，並把其結束時間定在乾隆十五年前後。這本帶有一定的任意性，在任何階段劃分中，恐怕都是難以避免的。但它也有一個好處，就是從十六年起，皇上開始南巡，——他後來曾一度把“南巡”與“西師”當做畢生的兩件大事，——同時，開始了乾隆朝第一波的文字獄。（2）

與父皇完全不同，今上一生中有近一半時間都不在京師，而是在各地的巡幸之中。這一點更像是他的皇祖，而猶有過之。據統計，終乾隆一朝，各種巡幸活動竟有一百五十次之多。其中拜謁東陵、西陵及盛京三陵六十六次，巡幸熱河避暑山莊及秋獮木蘭五十二次，東巡曲阜舉行闕里祀典八次，南巡江浙六次，巡幸中州一次，西巡五臺山六次，巡幸明陵、盤山及天津等畿甸地區十餘次，（3）平均每年出巡兩次還多。皇帝這種極為頻繁的巡幸活動，不但在二百六十多年的清朝歷史上首屈一指，在兩千多年的中國歷史中也極為罕見，對於乾隆一朝的政治產生了極大影響。

皇上所以如此頻繁地出巡，以至於當時朝鮮使臣稱清廷為“一日不肯留京，出入無常”的“馬上朝廷”，（4）是因為他把巡幸活動看做加強統治的一個重要措施。他曾在《御批綱鑑》中針對“宋主微行”寫道：

第當命駕時巡，省方問俗，進窮簷之父老，而使得自言其疾苦，則民隱足以周知。（卷71）

就元順帝“端處深宮，委柄臣下”，寫道：

獮狩正當習勞，車駕所經，並可以周知民隱，於政務又何妨乎？（卷98）

乾隆十二年，駐蹕避暑山莊期間，他曾對此中原委作過一番分析，說：三代以後，統治時間最長的是漢、唐、宋、明。而在這四朝歷史上，往往開國後不過一兩代，便會發生內亂。究其緣故，不僅是因為上蒼不再眷顧，更重要的還是因為當時統治者怠於政事。正是有鑑於此，皇祖在平定三藩叛亂之後，“即不敢以逸豫為念，巡狩之典，或一歲而二三行”。雖然巡狩也有“耗財勞眾”之弊，但是可以“察民瘼，備邊防，合內外之心，成鞏固之業，習勞苦之役，懲宴安之懷”，兩相比較，“所全者大，則其小者不必恤矣”。歷代帝王失敗的教訓和皇祖成功的經驗給了他深刻的教育，認為目前雖“值四方寧謐之時”，但為保住祖宗留傳下來的江山基業，“實不敢使文恬武嬉，以隳聖祖之家法”。（5）

所謂“南巡”，是到江、浙一帶巡視。乾隆一朝共有六次南巡：乾隆十六年（1751年），二十二年（1757年）、二十七年（1762年）、三十年（1765年）、四十五年（1780年）、四十九年（1784年）。每次南巡多在正月中旬從北京出發，當年四月下旬回到北京，行程近六千里，所需時間大約一百一十天。（6）為什麼要千里迢迢一次又一次地前往江、浙呢？

皇上在乾隆四十九年三月即將結束第六次南巡時，撰寫了《南巡記》，說：

予臨御五十年，凡舉二大事，一曰西師，一曰南巡……南巡之事莫大於河工。若夫察吏安民、行慶施惠，群臣所頌以為亟美者，皆人君本分之應為，所謂“有孚惠心，勿向無吉”，予嘗以此自勖也。

南巡是效法其祖父聖祖皇帝，為此皇上一再強調“南巡之事莫大於河工”、“河工關係民命”。即打算透過南巡瞭解治河工地的實際情況，對治河方案做出抉擇，並標榜自己南巡不是為了遊山玩水、滿足一己享受。

南巡還有其他的考慮，其一，江浙地區地廣人多，宋以後逐漸成為全國的經濟中心，清朝每年所需數百萬石漕糧多半來自江浙；漕船北上必經的江淮地區連年水災，所以他要親往瞭解“其官方戎政、河務、海防與凡閭閻疾苦”。其二，清代標榜以“孝”治天下，皇上選擇其母皇太后鈕祜祿氏六十大壽之年首舉南巡，以盡孝子之心，而使東南百姓“交頌天家孝德”。（7）此外，江南名勝甲天下，素傳“上有天堂，下有蘇杭”，生來好動的今上當然要前去“眺覽山川之佳秀，民物之豐美”，盡情享受一番了。故《南巡秘記》雲：清世侈靡，“（乾隆）南巡實為之導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