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上朝廷(乾隆三部曲第二部-出書版)

第15部分 (第2/4頁)

除倒灌之患，誠釜底抽薪之計也。其後庚辰、辛巳歲，壬辰、甲午歲，以及雍正庚戌歲，歷代河臣，屢挑屢淤，於是引河之事，遂置而弗論。逮乾隆己未歲，予命大學士鄂爾泰視河，仍持開引河之議，而河臣、河員率以為難行。高斌向稱為善治河者，亦以為功不易就。於是引河之事更罷，而無有言及者矣。然予以為陶莊之引河不開，終無救清口倒灌黃流之善策。但南巡四次。未至其地。用是耿耿於懷。適昨歲東巡，蘇州撫臣薩載來覲，與之談及河務，以為陶莊引河，則必宜開，而未敢必也。及薩載之任，與督臣高晉親履其地，測量高下曲直，頭尾寬窄，繪圖貼說以聞。朕復詳酌形勢，以硃筆點記。往返相商者，不啻數次。議既定，乃於去歲九月十六日興工。以今歲二月十五日，乘春汛水長之候，放流入新河，而舊河築攔黃壩以御之。既放之後，新河順軌安流，直抵周家莊，始會清東下，去清口較昔遠五里，於是永免倒灌之患。而引河之工成，夫自康熙己卯（康熙三十八年），逮今乾隆丁酉，歷七十餘歲，屢舉而未成，及一舉而遂成者，豈非時有可乘不可乘之殊，而總賴天助神相之所致耶。自始事以迄成功。予實晝夜在心。默叩禱謝。無可言喻。

自古以來，淮河獨流入海，宋以後，黃河南侵入淮，淮河下游河道遂為黃水所奪。而清口處於黃、淮、運交匯之處，上有洪澤湖，下有寶應、高郵、邵伯諸湖，南通長江，北聯黃河，東通大海。明末清初，河工年久失修，黃河連年氾濫，決口頻繁，黃河之水逆入清口，倒灌洪澤湖，合淮水併力東衝運河河堤，造成黃、淮、湖、運連成一片汪洋，人民田園廬舍變成澤國，同時運堤崩潰，漕運受阻。因此，治河、導淮、濟運三種方略皆集中於淮安府清口一隅之地。所以聖祖皇帝親政之後，把“三藩”和“河務”、“漕運”並列為國朝的三件大事。他一生六次南巡，於康熙三十八年（1699年）第三次南巡，親臨視察，皇帝從此取代河督，坐上了全權指揮者的位置，親自指授河工事宜。（10）這，可以說是十八世紀中國歷史裡的一件大事。所以上諭中說：“南巡四次，未至其地，用是耿耿於懷”，皇帝之所以能這樣，首靠的就是親臨其地。

先是，乾隆四十三年閏六月河決，四十五年二月，黃河儀封決口合龍。前後歷時二十個月之久，陸續調發帑銀五百餘萬兩。皇上特派大學士阿桂前往主持堵築工程，並多次召見參與其事之直隸總督袁守侗、工部侍郎德成等詢問工程情況，解決疑難，指示機宜。（11）

所以這次南巡親臨，上諭：或因今年春間。朕親謁陶莊神祠。籲禱祈佑。儀封漫口。即於次日合龍。因此朕心稍慰。（12）

但禍不旋踵，乾隆四十六年夏，河決儀封，向北氾濫之水由趙王河歸大清河入海，其餘經山東由昭陽、南陽等湖南下。十一月，朝廷上展開了一次關於是否讓黃河迴歸故道的重大討論。上諭：嵇璜面奏令黃河北流仍歸山東故道。朕揣度形勢，早知其事勢難行。無論黃河南徙，自北宋以來，至今已閱數百年。即以現在青龍崗漫口情形而論，其泛溢之水，由趙王河歸大清河入海者，止有二分。其由南陽、昭陽等湖匯流南下，歸入正河者，仍有八分。豈能力挽全河之水，使之北注？此事勢之顯而易見者。從前孫嘉淦亦曾有此議，究以形勢隔礙難行，其說遂寢。今嵇璜復有此奏，茲據阿桂等覆奏，俱稱揣時度勢，斷不能行，其詞若合一轍。諒阿桂等必揣合朕意，故為此奏。但嵇璜尚素為熟悉河務之人，其前奏使河流仍歸山東故道之語，亦必中有所見。即使其事難行，而其言為要工起見，究屬因公。且治河之策，本應集思廣益，正不妨博採周諮，以期詢謀僉同，折中至當。著大學士九卿科道等再行悉心妥協會議具奏。（13）

幾天以後，又諭：給事中李廷欽條奏，請仍疏大清河入海故道，俾得二分北流，稍敘全河之勢等因一折。此奏甚謬，朕屢次南巡，閱視河工，最為熟悉，尚不敢輕言能治河也。（14）其議遂寢。

其實，黃河迴歸故道並非是不可能的，就在幾十年後的咸豐年間，黃河決口改向北行，從直隸入海，直至於今。返觀二百餘年前的這場爭論，亦不能不對當日政府幹預的意向和力度，有所感慨。

乾隆四十八年二月，漫口合龍，全黃復歸故道。開銷工料銀兩達近一千萬兩以上。據昭槤估算，整個乾隆朝用於河工、海塘的帑金“以億萬計”。（15）

22．貪縱案件

在第五次南巡途中，乾隆四十五年正月，皇上發出了查辦大學士兼雲貴總督李侍堯的命令。原因是他聽到了關於李侍堯劣跡的私下議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