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十三年((乾隆三部曲第一部-出書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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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農村改革”的發生而一一恢復。因此，在二百年前發生的這場爭論，就更值得今人重視。

十、劃分社會階層

十八世紀中國還存在著類似“劃分社會階層”的現象，據法國學者魏丕信（Will）研究，在因災對納稅人蠲免賦稅時，政府規定納稅在五兩以上的算作“富戶”，一兩以下的即為“貧民”，介於二者之間的為“小戶”（其他經濟上的差別則不考慮）。其中“富戶”不予蠲免，“小戶”依照受災損失程度依次減免，“貧民”則全部蠲免。在因災賑濟時，必須優先照顧最貧困者，如果情況允許，再擴充套件到受災較輕的那部分人；儘管在中央政府眼裡，典型的救災受益者就是隻靠自己勞動維生的農民家庭。乾隆初年，一個制度建立起來，它把人口按照“貧”、“富”的範疇進行劃分。大體上是分為幾個富民階層（如極富、次富、稍富）和幾個平民階層（極貧、次貧、稍貧）。有些時候，其劃分標準是極為經驗性的（如“產微力薄，無擔石，或房傾業廢，孤寡老弱，鵠面鳩形，朝不謀夕者，是為極貧”；“田雖被災，蓋藏未盡，或有微業可營，尚非急不及待者，是為次貧”），有的則提出了一些量性標準。如“極貧”為：沒有任何財產，無手工業、山地等副業收入，租種地少於十五畝（或擁有自耕田地不足十畝），被災損失達到八九分者，或“赤貧無力，及四貧無告者”；“或系佃民，或田地在十畝以內，又全行被災，冬春難以存濟者，俱應列為次貧”，等等。人們可以看到，是佃戶還是小自耕農，這種土地關係的區分在確定農民地位時具有的重要性。雖然這裡並沒有所謂“社會階級”的概念，但這種方式仍使人聯想到二十世紀土地改革中的分類（至少在表面上看是這樣），如貧農、中農、富農等。＇62＇

看來，在十八世紀，“富戶”與“貧民”似乎已成了一個對立物，而被常常提起；＇63＇“地主”或“富戶”似乎也不是什麼好名詞了。＇64＇

如康熙四十二年（1701）聖祖諭旨：

“朕四次經歷山東，於民間生計，無不深知。東省與他省不同，田野小民，俱系與有身家之人耕種。豐年則有身家之人所得者多，而窮民所得之分甚少。一遇凶年，自身並無田地產業；強壯者流離於四方，老弱者即死於溝壑。”＇65＇

我過去在教學中，總感覺這與其他史料對不上號。魏丕信也提到這點：較新的研究資料（約1900年）提示，在山東的多數地區，大部分農戶是自耕農，還有少數大地主。但為什麼康熙上諭（及十八世紀初年的一批類似的材料）要“誇大租佃制流行程度以及富戶的影響”呢？這顯然是“有其一定用意”的。即“期望”地主對佃戶能夠“貧富相助”、“有無相資”，幫助窮人渡過難關。儘管這種意識形態在多大程度上與現實相關還是一個問題。＇66＇，上海書店出版社，2005；儘管她描寫的是十九世紀以後，也屬於把問題貫通來看的一種努力。）

在我看來，在這種“意識形態”或是“流行看法”之下，地主（富戶）已被置於一個受到質疑的地位，並且被加上了若干社會責任。這可不是什麼令人稱羨的角色，而且多少帶有了一點“反派”的色彩。其行為一旦不孚眾望，就可能被扣上一頂“為富不仁”的大帽子，成為打擊的物件。＇67＇；歐陽兆熊、金安清：《水窗春囈》：江忠源為秀水令時辦賑，制兩匾書，捐有成數即齎花紅鼓吹，以“樂善好施”四字褒之；否則，大書“為富不仁某某”額於門首，責令地保巡視，毋使藏匿。又，多捐者給予禁搶告示一紙，犯者照某甲一率處死，數日之間捐銀十餘萬兩，蓋皆欲得此告示作護符耳。又，段光清：《鏡湖自撰年譜》：餘（任建德縣時）問某富家：“今年災荒，伊家何以尚有如許穀子？”並囑曰：“明春乏食，尚毋再積，且必零賣也”。又稱：保富安貧，“但可存於心，不可形諸口，況可施之文牘乎？”由是必將紛紛擾富戶。）又因其不免“啟鄉紳挾制朝廷之漸”，而可能引起朝廷的猜忌。＇68＇

如果一定堅持清代是什麼“階級國家”的話（雖然以二十世紀的經驗看來這一點也不無疑問），我們也可以說，其政策可能並不是向“富人”傾斜的，而可能是恰恰相反。例如，無論是在追討舊債，＇69＇還是清理欠租方面，“富戶”都是很難如願，而官府也往往不是站在他們一邊的。＇70＇

以上史實也透露出，“地主”（或所謂“大地主”）已橫亙在政府與萬民之間，早晚要成為“現代化”過程中的清理物件。這不但是邏輯使然，事實上，二百年以後國民黨、共產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