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十三年((乾隆三部曲第一部-出書版)

第28部分 (第1/4頁)

地區如東北以外已幾無可墾之地，儘管十八世紀的歐洲人已經看到了中國的這種“永續性”，看到了它“沒有荒地”，以及土地上精心勞作和雙季稻種植等。＇32＇

直到二十世紀末農村改革以後，中國經濟才又重新走上了“舊有”的發展道路。不但農業“全面發展”，所謂區域優勢交換，和農村工業的興起，又有哪一條不是“清代的老路”？二者之間豈不存在一種直接的接續關係（儘管中間曾被打斷）？

六、追求高產

對於中國傳統農業的發展水平，一般多充滿了誤解。或認為它最多是“精耕細作”，或以為不過是一種“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很少或基本不存在“商品生產”；即使有些交換，也多是出自“副業”，目的是為了“補助”生活，充其量不過是某種“副業…補充”而已。這些看法大多是“現代社會科學”傳入初期的產物，也可以說是出於“革命”的需要，早就應該修正。

為了解這一問題，我們不能忽視清代政策的出發點。如前所述，清代經濟發展政策是作為人口對策而提出的，乾隆初年政府第一次統計大小男婦人口，即發現中國人口數量已達到一億四千多萬（第二年即乾隆七年報告已有一億六千多萬），遠不是所謂二千幾百萬“丁”（雖然政府早就瞭解“人丁”統計的不可靠），這是歷代所沒有的。如此可以看到清人面臨的是怎樣一種局面。清代人口對策即於此時完成，面對人口增加的成倍增加（它在不久就增加到了二億、三億），恐怕任何“小打小鬧”都不足以解決問題。＇33＇

因此，對糧食生產，清代政府不時表露出一種多多益善和區域自足的思想，也就不足為奇（雖然當時還沒有各種數字統計和生產指標）。康熙以來，政府於各地積極推廣作物的優良品種，是大家都很熟悉的史事。從《硃批諭旨》來看，雍正年間，政府對小麥在南方省份的推廣非常關心。特別是在湖北，經總督邁柱勸導，“竭力種麥”，“從此種麥者多”。據民國初年各省小麥產量數字來看，長江流域江蘇、湖北、四川和安徽已名列中國小麥產量最高省份之中。＇34＇世宗更不滿於廣東、福建等地依賴外省糧食，希望本地所產足供本省之用。＇35＇乾隆以來，政府厲行限制菸草種植和禁止糧食釀酒。也不時有督撫建議，民間種糯不得過百分之一，以限制釀酒；有種菸草、甘蔗、菱藕等物者，應“令其自行改復”，以保證糧田種植面積。美國學者曾小萍（M·Zelin）評價楊錫紱說：重要的是，他建議加強促進生產的政府行為，儘管這已超出了十八世紀中國政府的能力。＇36＇

這樣做的結果，就使政府接近或在變相地干預和插手農業的規劃。在中國數萬萬畝的耕地中，應當用多少來種植糧食？又應用多少種植棉花、蔬菜、油料等其他作物，每一類當種多少？對各地區不同情況應如何處理，又如何落實到每一縣每一村？在當時的行政狀況之下，能夠依靠怎樣的組織和人員去推行這些計劃？又如何對待農民的規避行為和可能的“重副輕農”傾向？……可能正是這些細節和具體問題限制了清代的努力。因此到二十世紀中葉以後，這些做法才被大規模的加以試驗。

不能否認，清代政府在十八世紀的作為，與一個現代政府還有很大的距離。隨著所謂“現代化”向世界各地的推展，各國都開始追求農業產量的增加，以及國家稅收的提高。盡力增產遂成為世界各地的普遍現象。也許這正是清代政府強力干預經濟的一個原因？儘管中國仍未脫出一個“非充分發展”（“發展不充分”）經濟。＇37＇儘管清代政府發展經濟的目標，並不在於增加稅收。＇38＇；雍正十二年河東總督王士俊奏報墾荒事宜；“臣恭繹諭旨（按：指雍正元年鼓勵墾荒諭），總以開墾為足民本計，非欲增收課賦。”硃批：“嘉是覽之”（《雍正朝漢文硃批奏摺彙編》，25冊955頁）；乾隆十三年五月陝西巡撫陳宏謀奏：“朝廷恩意，惟在盡地利以養窮民，不在復荒額而增賦稅”（第一歷史檔案館檔案，1143號）；關於清代的“不加賦”政策，參見《十八世紀中國的經濟發展和政府政策》，頁2022。）

在二十世紀中國的現代化努力中，在這一問題上曾走過曲折的道路。這就是在生產的制度選擇和方式方法上，政府的直接干預和規劃種植，雖然它最終讓位給了一種“市場經濟”。但就是這點，在清朝也不是沒有先例。如乾隆初年決定禁止“踩麯燒鍋”，不久之後也與菸禁一起放棄，高宗從中得到的教訓是，“天下事有言之近理而行之了無實際者，皆此類也”。＇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