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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主教林伯特（Rimbert）就持這種看法。他曾在9世紀末遠遊到海澤比（Hedeby，位於今德國和丹麥的邊界）市場，贖回那些聲稱自己信仰基督教的奴隸（對不承認自己是基督徒的奴隸自然不屑一顧）。當然，並非所有人都如此敬重宗教。在那些對販賣奴隸毫無愧疚之心的人販子中，有一群居住在亞得里亞海（Adriatic）北岸荒蕪的潟湖島礁上，他們靠著奴隸貿易和他人苦難積攢起來的財富，將為日後華麗轉身為中世紀地中海上的耀眼明珠奠定基礎——這個地方，叫威尼斯。
威尼斯人在商業上的成功令人難以置信。這片原先的珊瑚湖沼之地，靠著從大規模的東方貿易中獲得的鉅額收益，搖身一變成了一座點綴著精美教堂和奢華宮殿的富麗都市。今日的威尼斯是古代輝煌成就的縮影，但讓威尼斯崛起的星星之火卻發端於無情的人口販賣。早在8世紀後半葉，也就是威尼斯剛剛成為定居地的黎明時期，當地商人們就已參與到奴隸交易當中——儘管當時交易量並不大，需要假以時日才能見到收益和利潤。他們真正得到收穫是在一個世紀之後，大批買賣的協議被簽訂，威尼斯人同意遵守奴隸貿易中的限制條款，包括歸還從義大利其他城市非法運送到威尼斯出售的奴隸。這些協議實際上都是對威尼斯迅速崛起的一種反制，那些受到利益威脅的人企圖藉此剪去威尼斯逐漸豐滿的羽翼。
在短期內，這些限制條款會被想方設法地規避，他們會派一些突襲團伙從波希米亞和達爾馬提亞（Dalmatia）抓捕非基督徒，然後將其出售獲利。但從長期看，貿易活動又逐漸恢復了原樣。9世紀末的一些協議表明，威尼斯人只是在敷衍那些禁止販賣自由人的當地統治者。根據某些指控說，威尼斯人經常賣掉從鄰邦土地上抓獲的人，無論他們是基督徒還是非基督徒。
隨著時間的推移，奴隸貿易的規模逐漸縮小——至少在東歐和中歐是如此。其中的一個原因是維京羅斯人開始將他們的注意力從長途人口販賣轉移到花天酒地的社交生活上。他們還開始眼紅可薩人在阿鐵爾等城鎮獲得的貿易收益，因為可薩人加大了對過往貨物的徵稅力度。波斯著名地理著作《世界境域志》（Hudūd al…？ālam）中記載，可薩的經濟基礎在於它的稅收：“可汗的安寧和財富大多歸功於海上貿易關稅。”其他穆斯林學者也一再提及可薩政權從商業活動中徵得的高額稅款，其中包括向首都居民徵收的人頭稅。
同樣引起維京羅斯人注意的，還有各個稱臣部落繳納給可汗的年貢。羅斯人開始逐一征服這些部落，迫使他們向新霸主效忠、進貢。到了9世紀下半葉，俄羅斯中部和南部的斯拉夫部落不僅要向斯堪的納維亞人進貢，而且還被禁止“向可薩進貢，因為沒有那個義務”。所有稅款都應該交給羅斯國的統治者。愛爾蘭也同樣如此，在那裡，保護費竟逐漸取代了人口掠奪。聖伯丁（St Bertin）的編年史記載說，在遭受連年的襲擊後，愛爾蘭人同意向羅斯統治者支付年貢，以此來換取和平。
在東方，羅斯人帶來的持續不斷的壓力，不久便引發了他們與可薩人之間的直接衝突。羅斯人先是對裡海地區的穆斯林貿易集市發動一系列“血流成河”的襲擊，之後開始“瘋狂掠奪”，最後可薩人本身也受到了直接攻擊。公元965年，阿鐵爾被洗劫一空，全城被毀。“如果還有片葉子留在樹枝上，羅斯人也會把它揪下來，”一名作家說，“（可薩）沒有留下一顆葡萄或一粒葡萄乾。”可薩的敗落打破了原先的平衡，與伊斯蘭世界的貿易利潤開始以更大的數額流向北歐，正如沿俄羅斯水路發現的大量窖藏錢幣所顯示的那樣。
到了10世紀末期，羅斯人已成為西部草原上的主要勢力，佔有從裡海、黑海遠跨至多瑙河流域的大片疆土。一份資料談到他們繁盛的市場，你能在這裡買到“黃金、絲綢、葡萄酒、各種希臘水果、白銀、匈牙利及波希米亞的馬匹，還有羅斯人的毛皮、白蠟、蜂蜜和奴隸”。然而，他們在這些土地上並非擁有絕對的權威。因為資源競爭，他們和遊牧民族之間的關係通常十分緊張。比如，此時期佩切涅格草原半遊牧族就成功抓獲了一名羅斯的著名領袖人物，他們歡呼雀躍，並將此人的頭顱鍍上黃金，在慶祝儀式上朝這個戰利品舉杯共飲。
不過在10世紀，當羅斯人還在為控制水路及草原地帶不斷努力時，通往南部的通道卻已變得越來越安全，商業、宗教和政治運作也在循序漸進地發生轉型。其中的原因之一是，在度過了三百年穩定富足的日子之後，巴格達的哈里發陷入了一系列的混亂。繁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