絲綢之路:一部全新的世界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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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河到印度河流域大片疆土的領主。這片疆土如此之大，已經不像是一個王國，而是一個帝國。於是他建立了一個王朝，稱塞琉古王朝（Seleucid），其統治延續了近三個世紀之久。亞歷山大的勝利很容易被視作是曇花一現，但他所帶來的影響絕不是轉瞬即逝的：它們翻開了地中海和喜馬拉雅山脈之間這片地域的歷史新篇章。

亞歷山大死後的幾十年間，隨著古希臘的思想、觀念和意象逐漸傳入東方，人們目睹了漸進的但確定無疑的希臘化程序。亞歷山大手下眾將軍的後裔沒有忘記他們的希臘之根，他們積極進行宣傳，比如說透過設立在貿易中心或農業中心的造幣廠所鑄造的標準化錢幣：正面是當今統治者的頭像，捲髮加王冠，而且像亞歷山大那樣永遠側視著右方；背面是阿波羅的頭像，並標有希臘字母。

在整個中亞和印度河谷都可以聽到和看到希臘語。在位於今天阿富汗北部的城市阿伊哈努姆（Ai　Khanoum）——塞琉古建立的一座新城——的紀念碑上，刻著來自希臘聖地德爾斐（Delphi）的箴言：童年時，聽話；

青年時，自律；

成年時，正義；

老年時，智慧；

死去時，安詳。

據公元前200年左右巴克特里亞的稅務收據和士兵軍餉賬本等資料顯示，在亞歷山大死去後的一個多世紀中，希臘語一直都是當地的日常官方用語。的確，希臘語已深深滲透到印度次大陸。古代印度孔雀王朝阿育王（Ashoka）頒佈的一些法令都會附有希臘文翻譯，明顯是為了照顧當地說希臘語的人群。

歐亞碰撞所產生的文化交流勝景令人驚歎。在犍陀羅（Gundhara）谷地和印度西部，要到當地人對阿波羅的崇拜建立起來之後，佛祖的塑像才開始出現。佛教徒感覺受到新宗教的威脅，於是開始建立他們自己的視覺形象。事實上，不僅佛祖塑像的最早出現時間和阿波羅崇拜存在關聯，其外形設計也同樣如此：塑像似乎是以阿波羅的形象為模板，足見希臘文化的影響之深。在此之前，佛教徒從不願拋頭露面、在外張揚，如今宗教競爭迫使他們做出反應、學習借鑑、改革創新。

位於今天塔吉克南部的石造祭壇上雕刻著希臘碑文、阿波羅的頭像以及精美無比的講述亞歷山大事蹟的微型象牙鑲嵌，足以說明來自地中海文明的滲透和影響有多麼的深遠。亞洲的希臘人在印度得到廣泛的認可，科學發明就是其中之一。“希臘人是野蠻人，但天文學是由他們創造的，僅此一點就足以將其奉若神明。”《伽爾吉本集》（Gārgī　Samhitā）中的一段文字這樣寫道。

據古羅馬歷史學家普魯塔克（Plutarch）記載，亞歷山大要求一定要將希臘的宗教遠傳至印度，這樣奧林匹斯山上的諸神才能在亞洲得到廣泛的尊崇。波斯一帶的年輕人從小就閱讀《荷馬史詩》，“唱頌索福克勒斯和尤里庇德斯的悲劇詩”，遠至印度的人們都在學習希臘語。這或許就是為什麼我們能從一些偉大的文學作品中發現借鑑跡象的原因。比如有人指出，偉大的梵文史詩《羅摩衍那》（Rāmāyana）就深受《伊利亞特》和《奧德賽》的影響：悉多（Sita）遭羅波那（Rāva？a）綁架的情節與海倫（Helen）和帕里斯（Paris）從特洛伊私奔的情節非常類似。當然，影響和啟發是相互的，一些學者就認為，從《埃涅阿斯紀》（Aeneid）中可以看出很深的印度文學的烙印，比如《摩訶婆羅多》（Mahābhārata）。思想、觀念和故事沿著這一通道迅速傳播，經旅行家、商人和朝聖客不斷擴散。亞歷山大的征服行動為所及地域的人們開放思想鋪平了道路，也為邊遠地區的人們接觸新思想、新觀念、新意象提供了機遇。

就連荒野草原也受到外來文化的影響。在位於今天阿富汗北部的提利亞特佩（Tilya　Tepe）發現的貴族墓葬中，那些製作精美的殉葬品明顯都來自於希臘藝術。在西伯利亞、印度以及更遠的地方，情況也是一樣。這些奢侈品被運到了遊牧部落，用以換取牲畜和馬匹，有時也可作為換取和平的貢物。

將遊牧草原與一個相互制約、相互關聯的世界聯絡在一起的程序，因中國不斷增長的雄心而強化。在漢朝（公元前206年至公元220年），擴張的浪潮將中國的邊界推進到更為廣闊的疆土，並逐漸抵達當時所謂的西域（西方的疆域），也就是今天的新疆。這地方在甘肅的河西走廊——一條600英里長的通道，將中國腹地和坐落在塔克拉瑪干沙漠邊緣的綠洲敦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