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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命的勇士。早期的基督教面對極大偏見，他們必須想方設法博取人們的同情。比如著名的基督教神學家德爾圖良（Tertullian），他的一段文字曾被一位知名學者譽為堪比莎士比亞戲劇人物夏洛克的辯詞：我們基督徒“生活在你們身邊，分享著你們的食物，和你們穿同樣的衣服、有同樣的習俗，和你擁有同樣的生活必需品”，我們不參加羅馬的宗教儀式，但並不意味著我們是非正常人類，“難道我們長著不同的牙齒，或是有亂倫慾望的器官嗎”？
基督教最初是透過自巴比倫流放後居住在美索不達米亞的猶太人東傳的。與日後西方絕大多數的教徒不同，他們並不是透過希臘譯文來了解耶穌的生死故事，而是透過阿拉美語——耶穌自己的語言，聖經的語言。正如日後在地中海地區一樣，商客們的活動極大地推動了基督教義在東方的傳播，包括造就了像埃德薩（Edessa，今天土耳其西南部城市的烏爾法）這樣坐落在四通八達的交通樞紐上的著名宗教聖地。
基督教的傳播十分迅速，不久便抵達了高加索山脈——從喬治亞的殯葬儀式和墓碑碑文可以推斷，當時那裡有大批的猶太人轉信基督教。不久，基督教社群就開始遍佈于波斯灣各地。巴林（Bahrain）附近的60座墓穴充分證明了3世紀初基督教的傳播範圍之廣。據當時的一份名為《各國法律之書》的文獻記載，基督教的蹤跡遍佈整個波斯，並遠至貴霜統治的地區——也就是說，已到達今日的阿富汗。
沙卜爾一世王朝從波斯放逐的大批基督徒促進了基督教的擴散和傳播。遭流放的人當中包括很多高層人物，比如德米特里厄斯（Demetrius）——古敘利亞首都安條克（Antioch）的主教。他被轉送到今伊朗西南部的貝特拉帕（Beth Lapat，即今伊朗西南部的貢德沙普爾Gundes？？āpūr），他和他的基督徒追隨者又在那裡建立了自己新的主教轄區。波斯一些上層人物也信奉了基督教，比如一個叫作坎迪達（Candida）的羅馬人：據一份提醒基督徒警惕殘暴的波斯國王及其周邊小人的檔案記載，坎迪達本是宮中的寵妾，因不願放棄自己的信仰而殉道。
一些鼓舞人心的故事被編成文學作品用來宣傳，以此建立基督教信仰的優勢，壓倒一些地方固有的本土風俗。現存的資料有限，但依然可以一睹當時激烈的宗教宣傳戰。一位學者寫道，與其他波斯居民不同，亞洲的“耶穌門徒從來不做異教徒們那些受人譴責的惡習”。另一位學者認為這一點應當受到稱讚，這是基督徒改善波斯和東方其他地區生活風氣的一種表現：“那些已成為上帝門徒的波斯人不會再和自己的母親結婚”，那些草原上的人也不會再“給人吃生肉，因為基督箴言已經降臨到他們中間”，這些進步都應該受到讚揚。
公元3世紀中葉，基督教在波斯的滲透已日益顯著，迫使瑣羅亞斯德教派不得不採取像羅馬帝國一樣的暴力手段予以回應。不過從科德的碑文來看，波斯的強硬態度不僅僅是針對基督教，而是其他所有宗教。一邊推崇瑣羅亞斯德教，一邊排擠其他宗教，這成為波斯復興時期的一大特點。由於被認為與波斯有著同樣的價值觀，併為薩珊帝國提供了精神支柱，瑣羅亞斯德教正越發以國教的形象展示在世人面前。
帝國的行動也帶來了連鎖效應，憑藉在資源競爭和軍事衝突中的勝利，波斯推動了自身複雜宗教體系的發展，同時又將宗教看作是帝國取得最終勝利、削弱鄰國敵對勢力的力量源泉。對於波斯來說，這意味著它對自身宗教的信心越來越堅定，宗教的作用正如那些碑文所記載的那樣，已經深入帝國的政治領域。
然而波斯人很快便嚐到了惡果，特別是當他們將上述宗教意識形態輸出到邊界地區或新近征服的領土時。建造科德所引以為傲的瑣羅亞斯德教神廟不僅會得罪當地人，而且也被看作是在用暴力推行教義和信仰。瑣羅亞斯德教已成為波斯帝國的象徵，人們很快就會把這種宗教當成一種侵略佔領的工具，而並非一套精神解脫的哲學。那麼接下來發生的事也就不足為奇了：有人開始對基督教進行認真研究，並將它作為對波斯暴行的一種反抗。
高加索統治者開始接受基督教的時間和具體過程都尚不清楚。公元4世紀初，亞美尼亞國王梯裡達特三世（Tiridates III）皈依了基督教，這段歷史在後人的記載中能找到，但記錄者的主要目的是為了講述一個動聽的故事，文中還充滿了自己對基督教的偏好。根據傳統說法，梯裡達特先是變成了一頭豬，赤裸地遊蕩在田野裡，後因得到聖人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