絲綢之路:一部全新的世界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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薩珊王朝在阿爾達希爾一世和他的兒子沙卜爾一世（Shāpūr　I）的統治下大規模擴張，將綠洲城鎮、交通要道納入直接管轄之下，或迫使它們依附自己。像錫斯坦（Sistan）、梅爾夫、巴爾克（Balkh）這樣的重要城市，從公元220年起便捲入一系列爭戰；貴霜帝國的大部分地區都成了附庸，由薩珊王朝的官員管理，官銜叫“貴霜沙”，即貴霜統治者。納克歇？魯斯塔姆的一座勝利碑上的銘文記載了這一成就，表明沙卜爾的領土已進入深入中亞東部，遠至白沙瓦（Peshawar）並“直抵喀什和塔什干（Tashkent）的邊界”。

薩珊王朝當政之時，瑣羅亞斯德教徒們牢牢佔據著權力中心，不顧其他少數宗教派別的利益，儘可能地將行政控制權集中在自己手中。現在這種形勢將延伸至波斯帝國新徵服的領域。教主科德（Kirdīr）在公元3世紀撰寫的碑文中表彰了瑣羅亞斯德教的擴張成就。該教及其教主遠近聞名，頗受崇拜，“聖火和祭司團”在過去屬於羅馬人的土地上繁榮發展。傳播宗教——如同碑文中所描繪的——需要許多艱苦的努力，但科德謙虛地說：“我為神和國王經歷了痛苦和磨難，這也是為了我靈魂的慰藉。”

瑣羅亞斯德教的發展打壓了其他地方教派和對立教派，後兩者均被作為邪惡的化身：猶太教、佛教、印度教、摩尼教等均遭到迫害，廟宇遭受洗劫，“神像被毀，聖殿被拆，然後改建成瑣羅亞斯德的神廟”。波斯帝國的擴張是伴隨著一個強大的價值和信仰體系進行的，並以此作為政治成功和軍事勝利的重要依託。那些提出不同看法或不同價值觀的人都遭到追查，許多人被殺——如摩尼（Mani），公元3世紀神奇的先知，他的觀念融合了東西方的各種思想，但卻被認為具有顛覆性、麻醉性和危險性。

除了這些單獨列出的遭到迫害的人之外，科德還特別提到nasraye和kristyone，即拿撒勒人（Nazarene）和基督信徒（Christian）。儘管學者們曾激烈爭論這兩個詞究竟指哪兩組人群，但目前人們普遍接受的看法是，前者指薩珊帝國本土的基督徒，後者指在沙卜爾一世征服羅馬行省敘利亞後，向東部大批放逐的那群基督徒。瑣羅亞斯德教之所以能夠深深印刻在3世紀波斯人的記憶當中，原因之一便是人們希望藉助該教來對抗基督教的衝擊。正如佛教在東方的傳播一樣，基督教也沿著商道以驚人的速度擴散。商人以及來自敘利亞的流放犯人將基督教義和思想帶到了波斯，這引起了瑣羅亞斯德教的敵視，並激化了它的宗教極端主義。

基督教一直和地中海及西歐有著密切的聯絡。部分原因是由於教派中心——天主教、聖公會和東正教的高階人物——都位於歐洲的羅馬、坎特伯雷和君士坦丁堡（現在的伊斯坦布林）。然而在早期，基督教的方方面面都是亞洲屬性的：首先是它的地理位置，其中心是耶路撒冷，與耶穌出生、生活和受難相關的其他地點也都在亞洲；它使用的語言是阿拉美語（Aramaic）——近東閃米特語族的一種亞洲語言；它的神學和精神背景源於被埃及和巴比倫統治時期誕生在以色列的猶太教；它的故事則發生於歐洲人所不熟悉的沙漠、洪水、乾旱和饑荒。

基督教在地中海地區的傳播早已有史料記載，但傳播的早期程序更加精彩，在東方的傳播比在地中海盆地更為動人。最初，隨著基督教飛速發展，羅馬政權對其早期信徒的狂熱表現得茫然失措。如小普林尼（Pliny　the　Younger）曾在公元2世紀給皇帝圖拉真寫信，請示應該怎樣對待那些從小亞細亞帶來的基督徒。他寫道：“我從未接觸過基督教，所以不知道什麼才是恰當的懲罰辦法，也不知道該如何看待他們的宗教儀式。”他懲罰了一些人，“因為我相信無論他們的信仰是什麼，他們頑固而倔強的態度都該受到懲罰。”皇帝的建議是容忍，他回通道，不用去琢磨基督教是什麼，等有人告發他們了再具體處理，“因為我們不可能拿出一整套規矩去應對所有的意外情況”；但是，不要單憑流言和匿名指控就採取行動，否則的話，他嚴正地寫道，將“有悖於我們的時代精神”。

然而沒過多久，羅馬的態度就開始變得強硬，這說明基督教已深度滲透到羅馬的社會當中。帝國軍方開始盤查這種新宗教，全面稽核有關罪、性、生、死的顛覆性觀念，認為它對傳統價值觀構成了威脅。從公元2世紀起，帝國發起過多輪對基督徒的殘酷迫害和屠殺，並作為公眾娛樂活動向羅馬公民開放，高達數千人遇難。大量文獻記錄了這些因信仰而喪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