絲綢之路:一部全新的世界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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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正是他所期待的時刻：在塵世建立一個永久的基督之國。他還說：“要相信，野獸註定會滅亡。”

面對強敵，緊張備戰中的波斯人撞上了大運：遠征尚未開始，君士坦丁大帝患病身亡。沙卜爾二世開始對波斯當地的基督徒施壓，以此作為對君士坦丁侵略行為的報復。在瑣羅亞斯德政權的慫恿下，波斯國王“渴得想喝基督聖人之血”。數十個人成為了殉道者：5世紀初埃德薩的一份手稿稱，當時遭到處罰的人至少包括16名主教、50名教士。此時的基督徒被視作潛入波斯的奸細，以便配合羅馬軍隊征服波斯。領頭的主教被指控唆使波斯國王的“追隨者們反抗自己的國王，併成為異教皇帝的奴才”。

這一流血事件可以說是羅馬熱情接受基督教的直接結果。波斯國王對基督教徒的迫害完全是因為君士坦丁對基督教的推崇。皇帝的話也許讓亞弗拉哈特這樣的人深感振奮，但同時也激怒了波斯的統治階層。在君士坦丁皈依基督教之前，羅馬的身份一清二楚；而如今的皇帝——以及他的繼承者們——卻都不得不考慮如何既保護羅馬及其公民，又要保護所有的基督徒。這真是一個騎虎難下的局面，至少在國內，輿論都將向著那些主教和教徒；而對於那些生活在帝國之外的教徒來說，等待他們的恐怕只能是災難——如同沙卜爾統治下的受害者所經歷的。

頗具諷刺意味的是，君士坦丁作為羅馬皇帝榮耀無限，他奠定了歐洲基督教的基礎，但卻從未有人注意到接納一個新宗教必須付出的代價：它嚴重影響了基督教在東方的生存前景。現在的問題是，已經紮根於亞洲的基督教能否在註定要面臨的挑戰中倖存下來。

第三章

基督之路

然而沒過多久，羅馬和波斯的緊張關係便逐漸緩和，對待宗教的壓迫也日趨寬鬆。之所以出現這種局面，是因為羅馬人在公元4世紀時有了新的威脅，他們必須為保全自身而戰，因此被迫從波斯撤退。在沙卜爾二世去世（公元379年）前的一系列戰役中，波斯成功奪取了通往地中海的貿易要道及交通關塞：尼西比（Nisibis）和西納格拉（Sinagra）被重新收復，大半個亞美尼亞被納入版圖。雖然地區間的重新平衡有助於化解仇恨，但一直要等到羅馬和波斯共同面臨新的挑戰，雙方才真正化敵為友：災難正沿著草原飛馳而來。

此時的世界正在經歷一場氣候環境變化。歐洲的海平面上漲明顯，北海沿岸瘧疾盛行；在亞洲，鹹海的鹽分從4世紀初便出現驟減，乾草原上植被的變化（這一點透過高精度的花粉分析可以證明）以及天山山脈上新冰川的形成，一切都表明，這是一場影響廣泛的全球性環境變化。

這種變化的後果是毀滅性的。比如前不久在中國敦煌附近發現的4世紀古粟特商人的一封信中所說的：食物短缺，饑荒遍地，死了很多人，災難已經降臨，難以描述；皇帝已逃出都城，逃走前放火燒了皇宮；粟特商人被飢餓和死亡折磨殆盡。寫信人提醒他的同伴：別再去中國做生意，那裡根本無利可圖。他還描述了一座又一座被洗劫一空的城池。不得不說，這一切都是上天造成的。

混亂局面給原本各自為營的草原部落創造了絕佳的統一機會。這些民族的活動範圍從蒙古高原一直延伸到中歐平原，最好的牧場以及可靠的水源確保了政權的穩固。其中一個部落在擊敗其他競爭者之後成為草原上的霸主。那位粟特商人在信中把這些人叫作xwn，即匈奴人，西方的稱法是匈人（Hun）。

公元350年到360年間，草原部落開始放棄自己的地盤向西部移動，於是引發了一股較大的移民浪潮。這很可能和氣候變化有關，因為這讓草原生活變得格外艱難並導致了激烈的資源競爭。移民浪潮的影響波及了從阿富汗北部的巴克特里亞到多瑙河畔的羅馬邊界之間廣闊的區域。在多瑙河地區，難民的數量大幅增加，匈奴入侵黑海北部使他們喪失了家園，他們乞求能在羅馬帝國落腳。局勢瞬間變得異常危急。派往前線穩定局面的羅馬大軍於公元378年在色雷斯（Thrace）平原被打敗，皇帝瓦倫斯（Valens）戰死。防線已被突破，一支支草原部族如潮水般湧入帝國的西部行省，直接威脅著帝國心臟。過去，從黑海北部延伸至亞洲內陸的草原帶一直被看作是難以生存的蠻荒之地，那裡只有野蠻的武士，沒有文明和資源。羅馬人做夢也沒想到，那裡也能像連線東西方、穿越波斯和埃及的路線一樣，成為世界的主幹道。然而現在，草原部落正是透過這一地區，將死亡和災難帶入了歐洲的中心。

波斯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