絲綢之路:一部全新的世界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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緊隨美洲大發現而來的就是奴隸的進口。奴隸都來自葡萄牙的市場。葡萄牙人從他們在大西洋群島和西非的管理經驗中知道，要讓歐洲人去新的地方定居代價高昂，不一定有經濟回報，而且通常是說說容易做起來難。因為想讓人們離開家人遠行就已經夠困難了，再加上高死亡率和惡劣的當地環境更是難上加難。有一個辦法是強行把孤兒和罪犯送往聖多美（S？o　Tomé）等地，外加一些激勵機制，比如“男奴或女奴可供自己私用”，由此建立一個能維持行政運作的人口基礎。

在哥倫布航海跨越後的三十年間，西班牙王室已經形成了從非洲向新大陸進口並運輸奴隸的正規管理機制，即向那些幾十年來一心一意專門從事人口販賣的葡萄牙商人發放特許狀。在一些因暴力和疾病導致人口壽命縮短的地區，奴隸的需求幾乎永遠無法滿足。正如8世紀伊斯蘭世界走向繁榮時一樣，某一地區的財富集中會導致其他地區的奴隸需求急速上升。財富和奴役向來都是形影不離。

沒過多久，非洲的統治者便開始出面抗議。剛果國王向葡萄牙國王提出一系列申訴，嚴厲譴責蓄奴行為帶來的後果。他譴責年輕男女——包括貴族出身的男女——在光天化日之下遭到綁架、並被歐洲商人烙上印記售往歐洲的行徑。而葡萄牙君主則認為剛果國王應該停止抱怨，剛果地域廣闊，有足夠多的人口可以被運到國外，再者說來，他能得到的收益也不薄，特別是來自奴隸貿易的利潤。

然而至少有一部分歐洲人，他們既對奴隸所處的困境感到憤怒，也對人們貪婪地從新大陸攫取財富嗤之以鼻。儘管恢復耶路撒冷已經毫無希望，但作為基督徒傳遞福音的責任感不久便重新浮現。某位耶穌會高階會士在1559年憤怒地寫道，那些定居南美洲的歐洲人“不明白”殖民的目的“根本就不是金銀財寶，也不是佔領那些土地、修建磨坊，或是將財富帶回家……而是弘揚天主教信仰和拯救靈魂”。這與幾個世紀前行走在貿易通道上並在南俄羅斯及中亞草原上定居的基督教傳教士的想法一模一樣，他們都曾抱怨過度注重商業貿易可能會耽誤更重要的事情。

在新大陸，人們更有理由抱怨精神追求的喪失。黃金被大批地運回西班牙，以至於到了16世紀中葉，當時的時代甚至被認為已經超越了傳說中的所羅門時代。1551年，有人曾對查爾斯五世說，我們運回了這麼多的財富，“真算得上是‘黃金時代’（era　dorada）了”。

當然，並非所有在美洲攫取的財富都被運回了西班牙。幾乎在運送財富的艦隊剛起航之際，來自法蘭西和北非港口的那些嗅覺敏銳的投機分子和海盜就已經盯上了他們，試圖將財富截為己有。這些人或在運輸目的地守株待兔，或（隨著時間推移）在加勒比海中途劫取大船。

有關貨船被掠奪的訊息引起了各地投機者的關注。一位當時的人絕望地寫道，在北非大西洋海岸能夠獲得“鉅額財富的報道”吸引著大批的人群到來，他們興奮得如同“當初在印度找到金礦的西班牙人”。這些人包括穆斯林掠奪者，他們也準備截獲滿載商品的入港貨船，同時覬覦著西班牙的沿海港口和城鎮。他們挾持了成千上萬的俘虜，或是索要贖金，或是將人質當作奴隸出售。

儘管並不怎麼奏效，但搶劫行動通常會打著宗教的幌子，甚至連一些歐洲海盜都會用政治矛盾作為掠奪的藉口。搶劫伊比利亞商船似乎已經成為一種正規行業，西班牙國王的基督教對手們還為此發出特許狀，即所謂的《貨船逮捕特許函》。作為回應，西班牙人立馬釋出《反海盜公告》，大力懸賞打擊海盜的行動，誓將罪犯繩之以法。成功者不僅得到了王室的重賞，還提升了名望，比如佩德羅？梅嫩德斯？德？阿維萊斯（Pedro　Menéndez　de　Avilés），他所率領的戰艦斬獲良多，從而名利雙收。

新世界在海外被發現，但同時國內也出現了一個全新的世界：各種新思想百花齊放，各種新嘗試廣受歡迎，知識分子和科學家在為資金和贊助相互競爭。新大陸探索者可支配收入的增加以及他們帶回的財富奠定了歐洲文化轉型的基礎。幾十年間，歐洲湧現出一大批熱衷於追求奢華生活的富豪。人們越來越渴望得到異域稀有的奇珍異寶。

歐洲的新財富給予它榮耀和自信，同樣在某種程度上增強了它復興耶路撒冷的信念。對很多人來說，從美洲帶回的無限財富顯然是上帝保佑的結果，“主在按自己的意願安排各王國的存亡”。新世紀的黎明和真正的黃金時代，讓人們忘卻了1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