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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梁啟超說：“你這個問題提得對。古今萬國所以強盛之由，莫不是由眾小國而合為大國，見之美國、英國、義大利、奧斯馬加、日本、瑞士都是這樣。孔子大一統之義，正是為此而發。泰西各國，其大政皆為政府辦理，如海軍陸軍交涉之類，其餘地方各公事，則歸地方自理，政府不干預，這是最善之法。而中國卻相反，大事如海軍，則南北洋各自為政，一小小的盜案卻要送到朝廷去審定，這真是笑話。中國的法律若不整頓，不徒復為十八國，甚至有可能變成四萬萬國，國家權力之失，莫過於此。朝廷對此也沒有辦法，只好責之於督撫州縣，希望一省一縣自己去治理。”
蔡艮寅點頭說：“梁先生是說這是朝廷無奈之法，我懂了。我還想提一個問題。孔子譏世卿制，以為它導致民權不伸，君權不伸。自秦以後廢世卿而行選舉之制，二權略伸，這是孔子的功勞，但流弊無窮，假使易之以泰西議院之制，則可能盡善盡美。請問梁先生，是這樣的嗎？”
粱啟超微笑說：“你說的有道理，但不完全對。首先，說孔子譏世卿主選舉，使君權民權略伸，但有流弊，這話就不對。凡行一制度，必須全盤實行才可，僅取其一二則不可。孔子選舉之制，一出學校六經，遺規粲然具見，後世僅用其選舉，不用其學校，徒有取士之政，而無教士之政，怎麼可以得到人才呢？至於議院之法，不必盡向西方求教，孔子在當時便已深知其意而屢言之，見之於《 春秋 》者指不勝屈，你可將《 春秋 》好好讀通。”
蔡艮寅說：“梁先生的指教我明白了。還有一事我想請問。《 春秋 》一書非改制之書，而是用制之書。如視其書為改制之書，視其人為改制之人，則孔子不能逃僭越之罪。孔子修《 春秋 》乃為鑑於亂世，不得已而為之。故孔子說，知我者其惟《 春秋 》乎，罪我者其惟《 春秋 》乎？知我者，是知其為用制非改制，知其不得已之苦心，非自好自用之人。罪我者，是罪其為改制非用制，為自用自專之人。梁先生，學生對《 春秋 》的理解，是對還是不對？”
梁啟超略作思考後說：“你的這番議論似是而非。大約《 春秋 》所說的制度有四種：一為周之舊制，一為三代之制，一為當時列國所沿用之舊制，一為孔子自制之制。就拿你剛才提出的譏世卿一條來說，內有伊尹尹陟是三代，乃世卿也。周有尹氏、劉氏等，是周世卿。晉有六卿，魯有三桓，鄭有七穆，是當時列國世卿。至於譏世卿而主選舉，乃孔子所改之制。光從這個例子來看，就不能說孔子非改制之人。按照你的認識，似乎改製為可罪，這是極守舊的觀念。凡制度，無所謂不能改變的。泰西人時時改制，故而強盛，中國人則終古不改，故而弱弊。本來一時之天下，有一時之治法，欲以數千年蚩蚩之舊法，處數千年以後之天下，一日之安寧都不可得。因時改制，正是孔子的功德之處，也是《 春秋 》一書的精義所在。你可再讀讀南海先生的《 孔子改制考 》。”
師生二人說得正興濃，僕役進來報告：“學臺大人來訪。”
梁啟超起身說：“松坡，你今天提的這幾個問題都很有意思，孔子說學而不思則罔，好學深思，乃是求取真知的好途徑。今天就說到這裡吧！你有什麼疑問，隨時來找我討論。”
“謝謝梁先生。”蔡艮寅恭恭敬敬地向他最為敬慕的老師鞠了一躬，捧著札記簿出了門。
江標奉調進京在總署章京任上行走，特為來時務學堂向大家告別。熊希齡、譚嗣同、唐才常等人陪著他進了大門，正好與梁啟超碰上，便一起走進了梁啟超的備課室。
江標深情地望著梁啟超說：“卓如先生，我真不願意離開長沙，離開你們和時務學堂，這幾個月是我三十七年生涯中最值得紀念的歲月。”
梁啟超也動情地說：“來長沙這段日子，得到學臺大人的處處照顧，感激之情，難以言表。”
熊希齡也說：“時務學堂能有今天的興旺，多虧了江學臺和陳撫臺等人的大力支助。”
江標說：“維新事業還才剛剛發軔，你們都只有二十幾歲，真正是少年英才，振興大清的偉業，就寄託在你們的身上。”
熊希齡說：“我們尚年輕不更世事，大人正當盛年，聖眷優渥，此去京師位居要津，大人一定會為維新變法事業做出更大的貢獻。”
江標笑著說：“我們一起為國家出力吧！”
僕役進獻香茶，大家邊喝茶邊閒聊。江標看到梁啟超桌上擺著一個一尺餘長六寸餘寬的大菊花石硯，雙手托起，但見淺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