皮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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吧找工作，但是，你知道我唱歌不行的。現在我已經完全不打鼓了，就來來回回住在幾個朋友家裡，蹭口飯吃。”

我一下子確定了，厚朴在那段時間過的是如何的生活：因為外部的挫折，他越來越投入對夢想的想象，也因此，越來越失去和實際的現實相處的能力。

“你不能這樣的，要不我讓誰幫忙去和學校說說話，看能不能回學校把書讀完，這段時間你也學我攢點錢，來北京。”我以為，我在試圖讓他的生活回到正軌。

厚朴突然怒了：“你是不是還想，讓我像大一那樣去工地掄石頭啊？我不可能那樣去做了，我不會讓任何人有機會把我當失敗者，因為我活得比他們都開闊。我們是不是好朋友，不要假裝聽不懂我的話，你能不能出錢讓我來北京看病，你願不願意幫我？”

我試圖解釋：“厚朴，正因為我把你當朋友我才這樣對你說，這一趟來北京的錢不是問題，問題是……”

話沒說完，他電話就掛了。

我再打過去，就直接關機了。

我說不上憤怒，更多的是，我清楚，目前的自己沒有能力讓厚朴明白過來他的處境。

我一直在想象厚朴的生活，他已經用那些激烈的方式，把自己抬到那樣的心理預期，不可能再低下身，扎到庸常的生活裡去了。他不知道，最離奇的理想所需要的建築素材就是一個個庸常而枯燥的努力。

他顯然也隱隱約約感覺到，失敗者這個身份似乎即將被安置到他頭上來。他知道自己再也沒有能力，組織起他能想象到的瑰麗生活去與現實抗衡，所以唯一的辦法，就是緊張、敏感地去抗拒一切質疑和暗示。

或許厚朴在那之前不接我電話的原因還在於，他敏感地覺得，現在的我，是映照他失敗的最好對比。

同學們都不知道厚朴的確切訊息，只是斷斷續續告訴我，他偶爾突然偷溜回學校，抨擊一下學校和大部分人的庸碌，調戲下小學妹，拉大家喝幾瓶啤酒，就又再消失。有人在某個酒吧看到過他，也有人看到過他在馬路邊彈吉他，想獲得些資助。

我從輔導員那裡要到厚朴父親的電話，希望他能向厚朴分析清楚這世界的真實邏輯。然而那位厚朴一直唸叨的鄉村英語老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