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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已出版有《我的名字叫紅》《白色城堡》《伊斯坦布林》《雪》《黑書》《新人生》《寂靜的房子》《傑夫代特先生》等八部作品，發行量總計約65萬冊。未來世紀文景還將推出《別樣的色彩》，預計將於2010年六七月與讀者見面。（王玲）
1。我一生中最幸福的時刻
那是我一生中最幸福的時刻，而我卻不知道。如果知道，我能夠守護這份幸福嗎？一切也會變得完全不同嗎？是的，如果知道這是我一生中最幸福的時刻，我是決不會錯失那份幸福的。在那無與倫比的金色時刻裡，我被包圍在一種深切的安寧裡，也許它僅僅持續了短短的幾秒鐘，但我卻在年復一年中感到了它的幸福。1975年5月26日，星期一，3點差一刻左右，就像我們從過失、罪孽、懲罰和後悔中擺脫出來一樣，地球也彷彿擺脫了地心引力和時間法則的束縛。當我親吻著芙頌因為天熱和*而被汗水浸溼的肩膀，慢慢地從身後抱住她，進入她的身體，輕輕咬了一下她的左耳時，戴在她耳朵上的耳墜，在很長的一瞬間彷彿停留在了空中，然後才慢慢墜落。我們是如此幸福，以至於彷彿我們根本沒發現這隻那天我壓根沒去注意它形狀的耳墜，我們繼續接吻。
外面，是伊斯坦布林春天獨有的朗朗晴空。儘管悶熱讓街上未能擺脫冬天習慣的人們出汗，但房子和商店的裡面、椴樹和栗子樹的下面還是涼爽的。相似的涼爽我們從身下的床墊上也感覺到了，在那張微微散發著黴味的床墊上，我們像幸福的孩子一樣忘乎所以地*。陽臺的窗戶敞開著，窗外吹進一陣帶著海水味和椴樹花香的暖風，風掀起了窗紗，隨後又讓窗紗慢慢飄落在我們的背上，讓我們*的身體為之一顫。從二樓套房的後屋，我們躺著的床上，可以看見在後花園裡踢球的孩子們，他們在盡情地互相說著髒話，當發現我們正在逐字逐句地做著髒話裡那些放肆的事情時，我們停頓了一下，相視一笑。然而我們的幸福是如此深切和巨大，就像那隻耳墜一樣，我們立刻忘記了人生從後花園開來的玩笑。
第二天約會時，芙頌告訴我說，她的一隻耳墜丟了。其實在她走後，我在藍色的床單上看見了那隻刻有她名字第一個字母的耳墜，我沒把它放到一邊，而是帶著一種奇怪的本能，為了不丟失，把它放進了西服口袋裡。“在這裡，親愛的。”我說。我把手伸進了搭在椅背上的西服右口袋裡。“啊，沒有。”剎那間，我彷彿感到了一種災難、一種厄運的徵兆，但我立刻想起，因為上午覺得天熱，我換了一件西服。“在我另外一件西服的口袋裡。”
“請你明天把它帶來，別忘了，”芙頌睜大眼睛說，“它對我很重要。”
“好的。”
十八歲的芙頌是我的一個遠房窮親戚，就在一個月前我幾乎忘記了她的存在。而我三十歲，正準備和人人都覺得我倆般配的茜貝爾訂婚。
2。香舍麗榭精品店
改變我一生的那些事件和巧遇是在一個月前，也就是1975年4月27日，我和茜貝爾在一個櫥窗裡看到一隻傑尼·科隆品牌包時開始的。當我和茜貝爾享受著春日夜晚的涼爽，漫步在瓦里科納大街上時，我們微微有些醉，很幸福。我們在尼相塔什新開的高階餐廳福阿耶吃了晚飯，吃飯時我們花了很長時間和我的父母談了訂婚儀式的各種準備。為了能讓茜貝爾在法國女子高中和巴黎期間的同學努爾吉汗從巴黎過來參加我們的儀式，訂婚儀式定在了6月中旬。茜貝爾很早就在伊斯坦布林當時最受歡迎也是最昂貴的裁縫絲綢·伊斯梅特那裡定製了禮服。我母親那晚第一次和茜貝爾討論瞭如何將珍珠縫在禮服上的事情。我未來的丈人，想為自己惟一的女兒舉辦一場像婚禮那樣隆重的訂婚儀式，而這正合我母親的心意。我的父親也很滿意，因為他將有一個像茜貝爾那樣在索邦念過書的兒媳——那時伊斯坦布林的中產階級只要說起那些在巴黎讀書的女孩，就會說“在索邦唸的”。
晚飯後送茜貝爾回家時，我用手摟著她堅實的肩膀，正當我驕傲地想到自己是如此幸福和幸運時，茜貝爾說：“啊，那包真漂亮！”儘管葡萄酒讓我的腦袋發暈，但我還是立刻記下了那隻包和那家店，第二天中午就過去買了。其實，我不是那種不斷給女人買東西，為了送花可以找到合適理由，天生細心、儒雅和花心的男人，也許我想成為那樣的一個男人。那時生活在伊斯坦布林西西里、尼相塔什和貝貝克街區的那些西化、富有和無聊的家庭婦女會開“精品店”，而不是“藝術畫廊”，她們讓裁縫從ELLE和VOGUE那樣的進口雜誌上覆制“時裝”，從巴黎、米蘭成箱地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