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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眷出門時用以遮擋行人的視線）四十里，石崇作錦步障五十里。
如此手筆，難怪石崇這個名字被後人視為豪富的代稱。
丞相何曾性奢豪，帷帳車服，窮極綺麗，廚膳滋味，過於王者。食日萬錢，猶曰無下箸處。劉毅等數劾奏曾侈忲無度，帝以其重臣，一無所問。其子何劭更加奢侈，日食二萬錢。
奢侈的背面其實就是逐利。試想，沒有錢，如何奢侈得起來。西晉社會就陷入逐利的狂潮中。
魯褒的《錢神論》刻畫了當時的逐利行為，真是入木三分：“錢之為體，有乾坤之象。親之如兄，字曰孔方。無德而尊，無勢而熱。排金門，入紫闥。危可使安，死可使活；貴可使賤，生可使殺。是故忿爭非錢不勝，幽滯非錢不拔，怨仇非錢不解，令聞非錢不發。洛中朱衣當途之士，愛我家兄，皆無已已，執我之手，抱我始終。凡今之人，惟錢而已。”（《資治通鑑》）
惟錢而已，嘖嘖，凡今之人，晉朝人就像錢上的寄生物。
異類就是與傳統道德讚賞的行為方式大相徑庭。竹林七賢可為其代表。這些人以驚世駭俗的行為博得重名，皆崇尚虛無，輕蔑禮法，縱酒昏酣，遺落世事。
步兵校尉阮籍與人下棋，報喪人說他媽死了，對局者求止，阮籍一定要賭個勝負，接著又飲酒二斗；居喪時公然於公開場合大吃酒肉；喜歡喝醉酒駕車出遊，卻不按路標走，因而每至窮途輒痛哭而返。
阮咸與姑姑的婢女有染，其姑帶著婢女走了，阮咸正待客，當即借客人的驢就追，然後二人共驢而回。
劉伶嗜酒，常攜一壺酒，使人扛著鐵鍬跟在後面，吩咐道：“死便埋我”；《世說新語》說：劉伶恆縱酒放達。或脫衣裸形在屋中，人見譏之。伶曰∶“我以天地為棟宇，屋室為褲衣。諸君何為入我褲中？”
如此急智，只用於強詞奪理，可惜。至於王戎，財迷心竅，更是不值一提了。
清談起於漢末，到魏末時漸成風氣。當時清談，懲兩漢儒學尋章摘句、讖緯迷信之弊，思考重心轉向了道家老莊之學，老莊之學主旨不在政治，所以魏末清談思想上雖有建樹，但已明顯地妨害政事。
延至西晉王戎、王衍輩，清談進一步熱門化、官僚化、無聊化了。這時的清談已經談不上什麼思想了，純粹是為清談而清談，實際上是為名聲和實利而清談。
王戎名列竹林七賢，但與嵇康、阮籍、劉伶等不同。前者有憤世嫉俗的色彩，以隱居不仕為榮；王戎則純屬追名逐利之徒，念念不忘升官發財。
王戎位居三公，與時浮沉，無所匡救，委事僚屬，輕出遊放。性復貪吝，園田遍天下，每自執牙籌，晝夜會計，常若不足。家有好李，賣之恐人得種，常鑽其核。凡所賞拔，專事虛名。
王衍是王戎的堂弟，此人長得極為標緻，又聰明伶俐，名聲極大，傾動當世，妙善玄言，唯談《老》《莊》為事。
王衍清談並不在乎思想性，他只注重個人形象和在口頭上壓倒對方，耍弄的僅僅是順眼的動作、漂亮的詞句及口鋒而已。談玄論道時，總要手捉玉柄麈尾，白手與白玉同色，相得益彰，號為一絕。義理有所不安，隨即改更，世號“口中雌黃”（《資治通鑑》）。
這真是一個淺薄的時代，連素以深沉見長的思想領域都被如此地淺薄化了，還有什麼能保持莊嚴和持重呢。
王衍的清談姿態，迎合了當時浮躁、空虛的社會心理，使朝野翕然，謂之“一世龍門”，因而累居顯職。遂使後進之士，莫不景慕放效，矜高浮誕，遂成風俗焉。士族名士，朝廷精英，皆以政事為俗務，宅心事外，成天手持麈尾，談玄論無，並“皆以任放為達，至於醉狂裸體，不以為非”。
名士精英大都由狂逐醉，因醉而狂，溺酒難拔。如《世說新語》載“畢茂世（畢卓，晉惠帝大興年間為吏部郎）雲：“一手持蟹螯，一手持酒杯。拍浮酒池中，便足了一生。”
正是這樣一個病態的社會才醞釀出八王之亂這樣一次深重的災難，而由此引起的永嘉之禍，更使經濟發達的北中國陷入無休止的動亂之中，並造成三百餘年的南北分裂。
魏晉是一個多事的時代，華夏民族揹負著沉重的歷史包袱，從漢末動亂的深重災難中走出，正在探索前面的路究竟如何走。
然而司馬家人全不顧個人名節和國家民族的命運，一門心思爭權奪利，遂使整個社會陷於卑鄙齷齪，終於釀成滔天巨禍，致五胡亂華，神州陸沉。真是，獲罪於天，無可禱也。
自從來到這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