嶺南震撼 --南越王墓發現之謎 嶽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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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民，這是人數最多的一次。第二次是秦始皇三十四年，“適（滴）治獄吏不直者，築長城及南越地”。秦時官吏判案不符合法律規定叫“不直”。這次把南越地與築長城並提，可知是強迫有罪官吏在嶺南從事築路、築城等建築工程。第三次是秦始皇三十五年，“益發滴戍邊”。這句記載雖未明言去處，但不外北邊和南邊，南邊當指嶺南。第四次是趙佗上書請求從內地遣送“亡夫家者青年女子三萬人，以為士卒衣補，秦皇帝可其萬五千人”。這一萬五千名青年女子，當然都成為一萬五千名戍卒的配偶，他們構成華夏人落籍嶺南的一萬五千戶人家。這也是後來的漢高祖劉邦在詔令中所說：“前時秦徙中縣民之南方三郡，使與百粵雜處。”以上史料表明，秦代遷往嶺南的華夏之民數量不少，他們中既有一定文化知識的犯罪官吏，又有善於進行物品交換的商人，更多的是掌握了中原先進生產技能的農民和手工業者。他們給嶺南帶來了文化和生產技術，增加了大量勞動力，為嶺南的開發增添了新的活力。

二、開新道，鑿靈渠。秦統一以前，從中原到嶺南沒有人工開鑿的道路，人們沿著五嶺山脈南北分流的河道往來。這些地方山高嶺峻，鳥道微通，不能行車，成為阻塞南北的天然障礙。隨著秦向嶺南進軍，差遣大量戍卒、罪人等修築溝通嶺南的道路，秦始皇三十四年發配有罪官吏在嶺南從事的苦役，主要是築路，所築的陸路就是嶺南“新道”。秦末農民大起義時，任囂囑趙佗“興兵絕新道”，企圖阻止起義軍進人嶺南。趙佗“即移檄告橫浦、陽山、涅溪關曰；‘盜兵且至，急絕道聚兵自守。”，可見秦末嶺南“新道”已成為非常重要的交通要道。

在水路交通方面的建設，主要是開鑿靈渠。如前所述，這項工程從向嶺南用兵開始，至秦始皇三十三年通航，使長江上的船隻可以經湘江，過靈渠，人灕江、桂江南下，取西江東行而抵達番禺，或溯得江西行而抵布山、臨塵，使水道縱橫的嶺南無所不通。

水陸道路對於國家的重要，猶如血管對於人體的重要一樣，是維繫國家整體的動脈，通則舒暢，阻則淤滯。秦採取的開新道和鑿靈渠，不僅是當時軍事上的一項重大戰略性措施，而且對於加強嶺南與內地的聯絡，打破嶺南的閉塞局面，促進嶺南的開發，都起了極其重要的作用。從此，嶺南的歷史進人了一個新的劃時代的階段。

第四章

珍寶燦爛

面對堆滿地宮的燦爛珍寶，發掘人員一籌莫展。考古學家白榮金獻出奇計，懸空發掘得以實施。墓穴深處，一件件奇珍異寶相繼出土，讓世人領略久遠的嶺南文明，同時也為解開墓主之謎提供了新的重要線索……

懸空發掘與虎節面世

當東耳室的器物清理到一半時，對西耳室的發掘也緊鑼密鼓地行動起來。這個室的清理工作主要由白榮金、陳偉漢、李季三人負責。

顧名思義，西耳室位於前室西側，這是由前室豎穴西部，向裡邊橫掏出的一個長方形洞穴，。洞穴內又用石頭人工砌築成一個平面長方形的墓室，與洞穴原巖形成了互為表裡的相屬關係。耳室的東端為一短過道，與前室相通。經測量，過道長1。14米、寬0。96米、高1。14米。在過道與前室相連的地面上，考古人員發現了一對墜落的銅門環，從這對銅門環的墜落可知，在過道口與前室通連的地方，原來安設著兩扇封閉的木板門，由於年久日深，木門已朽腐不存，只有這兩個門環殘留了下來，以證當初木門的存在。根據門環的釘上所殘留的朽木痕跡推知，木板門的厚度約為2。5厘米。與此同時，考古人員根據錄影資料顯示和站在過道口初步觀察的情況注意到，室內的4塊頂蓋大石板各有一道貫穿性斷裂，並有較嚴重的錯位，最多處達l0多厘米，看上去險情嚴重。面對此情，考古人員經過分析，認為這個耳室是以掏洞的方式建造而成的，其頂部不存在重大壓力問題，而在頂蓋石的周圍已沒有多餘的空隙可供石板再產生移位的可能，因此可以斷定，頂蓋石不會自然下塌，險情可予以解除。但過道頂的斷石塊卻斷裂嚴重，隨時都會有崩塌的危險，必須採取防範加固措施。於是，考古人員找來木柱和木板，很快將過道頂斷裂的石塊支護起來。

當一切險情不再存在時，考古人員開始考慮如何進行清理了。大家驚奇地發現，西耳室不但比東耳室隨葬品數量多，而且品類也較多。只見室內堆滿了銅器、鐵器、金銀器、玉器、陶器、漆器和木器等難以數清的器物，各種器物層層疊疊地堆壓在一起，幾乎塞滿了所有的空間，一眼望去，大有眼花繚亂、目不暇接之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