嶺南震撼 --南越王墓發現之謎 嶽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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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有殘破的木板和竹筒、草筒的殘片等遺存。這表明絲織物人葬時是盛放在木箱或竹筒之中的。經測量，這堆絲織物的碳化堆積厚度達扮一3O厘米，據此估計原絲織物不少於100匹。如此眾多的絲織品能夠一次出土，這在嶺南地區乃至整個中國考古史上是少見的。遺憾的是，這堆多層疊放的絲織物，幾乎全部碳化朽毀，其質地鬆軟，色澤變深，毫無韌性，若用手指輕輕觸及即成粉末。所幸的是，織物的組織、結構還比較清晰，印染的花紋、色澤還可以透過儀器分辨出來。更為可貴的是，考古人員在絲織品的一邊發現了與印染有關的工具。這批絲織物以及印染工具的出現，為後人研究中國紡織業特別是嶺南地區紡織業的歷史與發展過程，提供了極其重要的實物證據。

中國是世界公認的絲綢發源地，其育蠶、縹絲、織綢已有5000多年的歷史。192年著名考古學家李濟在山西西陰村新石器時代的遺址中，發現了半個用刀切割過的蠶繭，繭長15。2毫米，寬7。1毫米。這表明在5000多年前，中華民族的祖先就已經開始馴養桑蠶了。大約到殷周時代，野蠶已開始改由室內飼養，這就是說，野蠶已開始馴養為家蠶。建國後，考古工作者在距今約5000年左右的浙江吳興縣錢山漾新石器時代遺址中，又出土了一批4700年前的絲織物。經過科學鑑定，證明這批絲織物所用的原料為家蠶絲，織造技術已經達到一定的水平。

至於中國養蠶技術始於何時，從流傳至今的典籍看，較早的要算《夏小正》中的三月“妾子始蠶”，“執養宮事”的記載。關於“宮事”二字，據南北朝時候的皇侃解釋即指蠶室。把養蠶業列為要政之一，可見當時桑蠶業已經有相當的規模。養蠶需桑，《夏小正》中的“攝桑、委揚”以及《詩經·七月》中的“蠶月條桑，取彼斧折，以伐遠揚，猜彼女桑”，都講的是桑樹整枝的事。商代甲骨文中有原始織機的象形字，據專家考證，這是一種原始的“踞織機”。這種織機至今還在我國某些邊遠地區使用著，海南島黎族苗族自治州的黎族婦女，就是使用這種古老的織機織造黎錦，她們織造時上身和兩腿呈90度的姿勢席地而坐，雙腳直蹬機前橫木，經面繃排於橫木與腰帶之間，用挑花刀按腦中預想的紋樣在經面上編花，織人不同的色線紋緯。這種工具雖然簡單，卻可以織出美麗動人的彩錦。1950年考古工作者在安陽殷墟出土的銅器上，發現了粘附其上的受銅鏽滲透而儲存下來的絲綢殘片。經過科學分析發現，其中有的是採用水平很高的紡織技術織成的菱形紋的暗花綢，即“文綺”。這說明此時織造這種織物的織機已經有了很大進步，而且有了提花裝置。

大約從商周時代開始，政府中已經設有專門管理織造的官員。據《周禮》記載，周代有“典絲”之職。絲綢的品種也大為增加，見於文獻記載的有增、帛、素、練、紈、縞、絹、綺、羅、錦等。在織造方法上，既有生織、熟織，也有素織、色織，面且有多彩的織物“錦”。河北革城臺西村商墓出土的一批銅器中，有一件銅觸上殘留一些絲織物的痕跡，能辨認的有五個類別，即縱、絹、紗、羅、當。絲織品的織法也日益繁複精緻，除平紋以外，還出現了斜紋、變化斜紋、重經和重緯組織及提花技術。瑞典遠東博物館收藏有一件中國商代青銅械，上面粘附著平紋底上加織菱形花紋的提花絲織物的痕跡。北京故宮博物院收藏的商代銅器和玉器上，也粘附有絲織物，其中一件為平紋底，上織斜紋花、回紋圖案，每個回紋由25根經線、28根緯線組成。回紋的外圍線條較粗，自然地成為一組幾何紋骨架，圖案對稱、協調，層次分明，做工精巧。該實物再一次說明當時已經具有多綜片的提花機，能夠織出複雜華美的提花織物。這種提花技術的應用，是中國古代在世界紡織技術發展史上的一大貢獻。

正因為有了以上的紡織技術，早在公元前5、6世紀，中國美麗的絲綢就傳到了歐洲，公元前3世紀印度孔雀王朝月護王的一位大臣在《政論》一書中，就記載了公元前4世紀中國絲織品向印度運銷，印度商人又把它運到歐洲的事。那時希臘、羅馬等國以古代西伯利亞地區的一個專作販賣絲綢生意的部落“賽裡絲”代稱中國—即“絲國”之意。一位羅馬作家曾讚美說：“絲國製造寶貴的絲綢，它的色彩像野花一樣美麗，它的質料像蛛網一樣纖細。”據考證，“賽裡絲”名稱應當與“絲”、“綺”等與絲綢有關的漢語發音有關，西方人知道賽裡絲的時間最早約在公元前5至前4世紀，據說公元前416一前398年，在波斯宮廷做醫生的希臘人泰西阿斯最早提到賽裡絲的名稱。馬其頓帝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