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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是不難描繪出她第一次來斯卡代爾時它的樣子。那時，她還是個小姑娘，後來長大了，褪去了天真，長成了一個少女。
她那時已經十六歲了。愛麗森·卡特爾謀殺案已經過去兩年半了。凱瑟琳的男朋友有一輛小摩托。春天的一個下午，她說服男友騎車帶她去斯卡代爾，這樣他們就能親眼看到案發現場了。她有點不好意思地承認，那只是出於殘忍的好奇。在她那個年齡，任何行為都以追求違法為目的。他們沒有興趣——或者說也沒有準備——費勁地穿過灌木叢去找那個廢舊的礦井巷道，但是，因為出事地點的種種傳聞，當兩個小孩子在宅邸後面的林地裡摸索時，一種意想不到的激動讓他們戰慄。
她現在明白，那也是一種驅除審判菲利普·霍金時瀰漫的恐怖的方式。當然，許多細節在新聞報道中都被譁眾取寵的委婉語所掩蓋了，然而凱瑟琳和她所有的朋友們都知道愛麗森·卡特爾遭遇了可怕的不幸，他們也被警告過，如果落到陌生人的手裡也一樣會發生那種可怕的不幸。愛麗森的遭遇更加恐怖，因為她落在一個她認識而且應該可以信任的人手裡。對凱瑟琳和她的朋友們而言，他們都有中產階級家庭的庇護，家不一定絕對安全，這個想法引起了他們深深的不安。
在一個更現實的層面上，這個案件給她們的生活增加了各種各樣的限制，有來自父母的，也有他們自己強加給自己的。對他們的看護和陪伴幾乎到了令人窒息的地步，而當時，英國的其他青少年正在迎來搖擺舞風行的六十年代。愛麗森的命運為凱瑟琳的少年時代蒙上了一層迄今為止尚未被察覺的陰影，她忘不掉這個案子，也忘不掉這個受害者。它比其他任何一個原因都重要，差不多就是因為這件事，凱瑟琳決定儘快離開巴克斯頓。先是在倫敦一個大學讀書，然後在一個通訊社做勤雜工，最後她成為新聞專欄作家，這份工作終於使她斬斷了和過去的糾纏，讓她的生活裡充滿了新的面孔，新的魔力，任何一件小事她都做得比別人好。
當凱瑟琳從一個臺階邁上更高的臺階時，她常常會琢磨，如果愛麗森還活著，她的未來該是什麼樣。她告訴自己她不是對這件事著迷，只是受到好奇心的感染，那種好奇應該會令每一個記者坐立不安，只要他生長的環境與這樁離奇恐怖的案件發生地不遠。
現在，神奇的是，她自己將是那個最終撥開過去的面紗，揭示這個故事背後玄機的人。她想，真是天遂人願。不可能有另外一個記者更有資格去揭開真相了。
凱瑟琳走下車來，繫上巴伯夾克衫的扣子，將圍巾掖緊。她穿過綠草地，爬上石階，一條小路展現在眼前，她知道，順著這條小路可以走到發現那條名叫舍普的狗的那片灌木叢，從那兒也可以找到斯卡萊斯頓河的源頭。
結了霜的青草在她的腳下發出嘎喳嘎喳的響聲，她禁不住將這次散步與她上次來斯卡代爾時的情形進行對比。那是十年前一個炎熱的七月午後，太陽在藍得耀眼的天空發出爆熱的光，只有樹林大方地讓你暫時躲開暑熱。凱瑟琳和她的幾個朋友在達夫代爾租了一間度假屋，作為他們在皮克斯徒步旅行的落腳點。其中有一次遠足是從丹德代爾到斯卡代爾，再到斯卡來斯頓河。長途跋涉，他們感到酷熱難當，而且身上黏糊糊的，於是便在從綠地上的電話亭叫了一輛計程車，等車的時候，他們便坐在一段矮牆上，東拉西扯地說一些他們在倫敦的同事的閒話。凱瑟琳甚至沒有提到愛麗森，很奇怪地，她有些迷信，不願意和她的同行分享這個故事。
她從來沒想過，說服喬治·貝內特打破他三十年的沉默來談論這個案子的人竟然會是她。雖然她從來沒有忘記愛麗森·卡特爾，可是要為本世紀最令人感興趣的案子之一寫一本定性的書卻還沒有提上凱瑟琳的寫作日程。
去年秋天在布魯塞爾，她都沒想到要寫這本書。但是，根據凱瑟琳的經驗，最好的故事都不是刻意找來的。毫無疑問，她心裡已經知道這將是她職業生涯中最精彩的故事。
2
1997年10月…1998年2月
瓢潑大雨無情地傾瀉。這時，如果她舒服愜意地待在一間有玻璃門的咖啡館裡，這場雨也沒什麼不能忍受的，她可以欣賞外面的大廣場，一杯冒著熱氣的愛爾蘭咖啡讓她的雙手暖暖的，同時，她還可以幸災樂禍地看著那些驚慌失措的人們費力地抓著雨傘，以免被風捲走的狼狽樣。可她卻在一個下著大雨的星期三下午，在一間可以看見其他辦公區的水泥房子裡空等，她在等著一位瑞典官員想起他們的約會，所以凱瑟琳不會覺得這是一個美好的時刻。當她計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