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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說：“承張大帥賜飯，至感！但有一要求，即我帶一位不速之客——服侍人周媽來，現在門外，請准予接見。”張派左右接人。周媽約40多歲，天足，身穿平江青布襖褲，長眉秀目，儀態大方，雖半老徐娘，卻風韻猶存。由於座中都是男賓，張令另設一席，讓其妻女出面招待。席間，周媽引經據典，談吐風雅，張敬堯的妻女竟瞠目不能對，只有幹聽著。王晚年參與各種活動，周媽都不離左右，王到北京，周媽也隨同而來，名片上印著“王氏侍傭周媽”。
宋美齡與蔣介石結婚後，平時頭後梳一個小髻，旗袍貼身，大衣適體，穿高跟鞋，在甬道上都是緊步走過。她見到蔣周圍的工作人員，總是自然地面帶微笑，平易近人。工作人員與她接觸，不會感到拘謹，也不會覺得宋有任何驕矜之氣。宋平時和人談話委婉適度，蔣介石侍從室一工作人員說：“六年中我未曾見聞她和蔣有過口角。”宋美齡說話的聲調，總能把握到讓對方聽清楚為止，從不大聲叫嚷，更不頤指氣使。
女作家蘇雪林晚年談到另一個女作家凌叔華時說：“叔華固容貌清秀，難得的是她居然駐顏有術。步入中年以後，當然免不了發胖，然而她還是那麼好看……叔華的眼睛很清澈，但她同人說話時，眼光常帶著一點‘迷離’，一點‘恍惚’，總在深思著什麼問題，心不在焉似的，我頂愛她這個神氣，常戲說她是一個生活於夢幻的詩人。”
史量才是中國老牌報紙《申報》的老闆，雖身列風雲人物，但平時衣著隨便，甚至一年四季都穿一件藍竹布長衫，這在上世紀二三十年代的大老闆中，是不多見的。他走路更有特點，兩腳的腳跟都不著地，看上去一跳一跳的，有如雀躍，因此得名“麻雀先生”。
《大公報》總編輯張季鸞體態消瘦，面如黑炭，看似一大煙鬼，因而常被誤傳為癮君子。張學良就曾遣人持大包煙土相贈，被張季鸞拒絕。
段祺瑞當政時，在私人品行上有“六不總理”之稱，即不貪汙肥己，不賣官鬻爵，不抽大煙，不酗酒，不嫖娼，不賭錢。
1930年5月，虞洽卿的母親病故，虞回鄉奔喪。有報社記者追蹤過去，親見他每到飯點，便拎著一個竹製小板凳，坐在灶間廚邊吃，自盛自添。旁邊有成堆的男女傭人，虞從不使喚。桌上的菜也極其簡單，不過是一碟黃泥螺，一碗豆瓣湯之類。
抗戰勝利後，胡政之到香港主持恢復港版《大公報》，等於第二次創業，條件極苦。此時的胡政之雖已躋身“報業巨頭”之列，卻對自己的“身份”並不介意。他單身住在報館宿舍頂樓的一間小屋內，生活自理，上下班坐公交車。有員工曾在巴士上看到這樣一幅情景：人多車擠無空坐，胡政之立於車中，一手抓著扶手，一手拿著一小包花生米，逐粒送入口中，肥胖的身軀隨著車行的節奏而晃動，悠然自得。這包花生米，備不住就是胡的一頓晚飯。
胡政之生活之簡樸和單調是出了名的。在天津時，他就是一身布衣，從沒穿過皮大衣。他不打麻將，不看電影，不抽菸。唯一的嗜好是喝酒，醉酒之後也難免鬧出些笑話，他晚年身患肝病，與嗜酒大概不無關係。
冠生園老闆冼冠生原名冼炳成，學徒出身，創業15年，直至而立之年仍一事無成。後與人合作創辦冠生園，終於發跡，他也更名冼冠生。做大後的冼冠生仍不失本色，這在芸芸暴發戶中，是難得一見的。他從不涉足歌廳舞場，唯一的愛好是聽聽京戲。抗戰期間，他將妻子留在上海，隻身在重慶八年，始終住在冠生園的樓上，從不外宿。
上世紀30年代，金陵大學請名家黃侃去講課，黃侃答允每週授課四小時，分兩次到校，但有個附加條件：“下雨不來，降雪不來，颳風不來。”
1926年，郁達夫和郭沫若等去廣州，行前創造社同仁在九江路一家寧波菜館給他們餞行。席間有人談到正準備辦個叫《野火》的刊物，約鬱、郭等人寫稿。郁達夫要了幾張紙，拿起筆就在飯桌上寫了一篇雜文，取名《蛋炒飯》。
臧克家在山東省立第一師範讀書時，適張宗昌督魯，教育廳長、清末狀元王壽下令大中學校學生一律讀經。學校請來兩個行將就木的老先生來講經。一個據說是前清的翰林，眼睛似已失明（疑似唐文治），憑人扶著上講臺，張口“關關雎鳩”，連小注都一字不錯地背下來；另一個講《孟子》的是個結巴，頭一句“孟子鄒、鄒、鄒……人也”說了一分多鐘。
湖畔詩人汪靜之寫的情詩打動過不少少男少女，包括作家許傑。許傑一直以為汪是個風流倜儻的帥哥。1935年，許在上海教書，夏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