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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嘉庚自奉甚儉是出了名的。一次他請客，桌上只備幾盤炒粉，幾盤炒麵，一大碗青菜豆腐湯。
上世紀20年代，徐鑄成考入清華，他後來曾憶及清華學生的伙食：“早餐是四盆菜兩道點心外加白粥，有些老同學故意過了規定時間去，只要多花一毛錢，廚房總另外預備一大碗水餃給他吃。午飯、晚飯則是四大盆、四大碗雞鴨魚肉，米飯饅頭。紀念日則往往用西餐。”
許地山和夏衍都不吃雞鴨。許短命而夏則長壽。
香港淪陷後，《大公報》停刊。徐鑄成等四人化裝成難民逃往廣州。在英德縣境內，他們看到一片食攤，徐後來回憶說：“上船以來，頓頓都是一小碟煮菜和一小塊鹽魚。我是不吃魚的，只以淡而無味的煮菜送飯，正像李逵常說的：‘嘴裡淡出鳥來了。’忽然看到這滿目珍饈，眼裡像冒出火來，連忙坐下去，各佔了一個坐頭，一個火爐，選了幾碟，邊燙邊吃，還各沽了一小瓶雙蒸酒，自飲自酌起來。說也奇怪，我在香港這幾年，只嘗過一次雙蒸，認為它既無骨力，又缺香味，從此不再過問。想不到這裡品飲的，卻異常醇洌，一小鍋純雞湯，加上雞片、腰片之類，都極鮮嫩。這一頓野餐，可以毫不誇張地說，是我生平最滿意的盛筵之一。我想，這也並非全是飢者易為食之故。”
《大公報》太原分館經理雷覺民是晉北人，他告訴徐鑄成，晉北有一種乾醋，看上去黑黝黝的，用水一泡，潔白香洌，而且酸味極足，據說用這種醋蘸餃子吃其味無窮。
張中行和友人韓文佑在北平教書時，常結伴逛琉璃廠，如上午去，午飯就到琉璃廠東門外一尺大街路南的大酒缸去吃，一人一個酒（老秤二兩），然後吃餃子。張中行說：“有村野的詩意。”
1935年暑假後，張中行到南開中學任教。他到了天津先在親戚家落腳，表叔把他帶到一個小飯鋪吃午飯，給他點了一菜一湯以及花捲，菜是七寸盤的清炒蝦仁。這頓飯用張中行的話說是“影響遠大”，幾十年後，和朋友小聚，他都反對點蝦仁。因為自那頓飯後，張中行所吃過的蝦仁，味道都不及這個天津小飯鋪做的。
西北軍將領如馮玉祥、楊虎城、張自忠等都習慣於吃火鍋。抗戰期間，國民參政會視察慰勞團到張自忠的司令部，張便以四菜一火鍋的簡單飯菜招待慰勞團。這四菜一火鍋均以青菜豆腐為主，肉片和丸子是點綴。此外給每人在火鍋里加一個雞蛋。這便是張自忠的集團軍司令部裡最大的排場了。
胡適在中國公學當校長時，曾請“新月派”的一幫朋友到其極司菲爾路寓所吃飯，由胡太太江冬秀掌勺烹製徽州有名的“一品鍋”。一品鍋顧名思義，把一口滾沸的大鐵鍋端上桌，裡面是一層雞，一層鴨，一層肉，點綴著一些蛋皮餃，鍋底下是蘿蔔白菜。胡適說，這是徽州人家待客的上品，酒菜、飯菜、湯都在其中。
詩人盧冀野能吃。抗戰期間，盧是參政員，一次隨參政會華北慰勞視察團出行，抵西安後，同路的梁實秋請他到厚德園吃飯，點了一隻烤鴨、一條醬汁魚。梁說：“按說四五個人都吃不了，但是他伸臂挽袖，獨當重任，如風捲殘雲，連呼‘痛快，痛快’。”
1924年暑假，孫伏園和魯迅等一行去西安講學。孫在西安吃拉麵時，總是用筷子挑出一根，把一端放入口內，然後一段一段向裡吞。
王森然是魯迅在北大教過的學生。一次課後王與魯迅同路，出校門後，行至一個飯攤前，魯迅問王，是回家吃飯，還是在攤上吃一點。王答：“隨便怎樣！”魯迅說：“那好！咱們就吃這蕎麥條子吧！皇帝老人未必享受過這麼美味的佳餚。”這是當年北京街邊最低階的飯攤，主要經營玉米粥、窩頭、蕎麥餄餎之類，無桌椅，只有一個條案，顧客只能揀塊磚頭當凳子。魯迅和王森然就地泰然而坐，與拉車賣報者流為伍，津津有味地吃了這頓午飯。
1926年，魯迅和孫伏園等到廈門大學任教。兩人都單身而往，伙食便成了一個問題。孫伏園自告奮勇掌勺。魯迅和友人章川島談起：“伏園有一次燒出一個滿盤血紅的白菜來，我問他‘是什麼菜？’伏園說：‘似乎紅燒白菜之類。’你想‘之類’上面還要加個‘似乎’，也就可想而知了。”
抗戰期間，茅盾一家在新疆初嘗馬奶子，即用新鮮的馬奶經過搖盪使其發酵而製成。茅盾說：“味略酸而香洌，初飲常覺不習慣，喝多了卻有深嗜，一日可進十幾杯，而且飯量大增。我們全家後來都成了馬奶子的嗜好者。”
上世紀20年代，曹聚仁在上海與幾個南社的前輩詩人過從較密。一次他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