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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4年，周作人說：“我在北京彷徨了十年，終未曾吃到好點心。”
上世紀二三十年代，南京的所謂“下九流”如車伕、乞丐、撿破爛的、修鍋補碗的之類，多聚居在高井街一帶，據說有上千戶人家。他們也吃也喝也賭，和富人的區別只在於方式。例如喝酒，他們的方式是：一包花生米或一塊臭魚，幾個銅子的一碗燒酒，仰脖一飲而盡。醉後便四處找茬打架，弄個頭破血流方休。
南京大報恩寺對過有一家叫馬祥興的清真小店，店小而名氣大，一味“美人肝”更是馳譽一時。汪精衛也好這一口。抗戰期間，汪常用榮寶齋的信箋自書“汪公館點菜，軍警一律放行”，派車去那裡買菜。所謂“美人肝”，是一種鴨胰，每隻鴨子只有一個胰臟，若拼成一盤菜，非幾十只鴨子不成。
張恨水在南京辦報時，秋天常到城北一帶賞景。他認為南京城北“空曠而蕭疏，生定是合於秋意的”。他一般是繞到丁家橋，在那裡的一家茶館泡壺毛尖茶，然後在附近切兩毛錢的鹽水鴨子，包五分錢的椒鹽花生米，再在燒餅桶上買幾個朝排子燒餅，飽啖一頓後，踏著落葉回家。
1933年秋天，學者陳寅恪之父陳三立自廬山到南京，友人在萬全酒家給他接風。席間陳提起南京的一些舊事，說當年顧五的酒量無人能及。同席的盧冀野年輕氣盛，雖已戒酒年餘，聽後似有不服，便問顧五的酒量。陳答：“飲必五斤。今不可復一矣！”盧稱五斤酒自己以前肯定能喝。陳讓他試試，其他人也跟著起鬨。盧遂即席喝了五斤，自此也破了酒戒。後來陳每提及這次吃飯，必稱許盧的能飲。
南京人濮友松住在聚寶門內的白酒坊，大約是沾了這名字的光，據說“能酒者蓋世無出先生右者”。濮自幼喝酒，直至八十以後，無日不飲；每頓喝四五兩。他的理論是：“或謂酒傷人，我謂酒養人；非酒能傷人，人自傷於酒；非酒能養我，我自養於酒也！”
1946年，郭沫若等十來人同遊南京玄武湖，馮玉祥也趕來湊熱鬧。他們租了一條帶篷子有欄杆擺著藤椅的遊艇。蕩遊中，馮玉祥命船靠岸，差副官買來饅頭、滷肉、鹽水鴨、香蕉等食物，包了三大荷葉。大家也餓了，正待動手在船上野餐，馮說不忙，還有好東西。又叫副官從包裡取出一瓶法國葡萄酒。馮本不喝酒，這次也破例喝了兩口。馮玉祥雖行伍出身，卻喜歡附庸風雅，周旋於文人之間。
吳昌碩活了84歲。晚年於酒宴逢請必到，到則大吃大喝，回家便常鬧肚子，屢教不改。
馮國璋愛吃玉田醬肉，每差僕人去買時，為防止被偷吃，必令切成整齊的四方塊。有時用醬肉待客，怕客人多吃，馮總是親自操刀，把肉切得薄如片紙。若有零星碎肉沾在刀上，他都要用舌頭舔乾淨，有時舌頭不慎被刀劃破，致滿嘴流血，得不償失。其為人之吝嗇，可見一斑。
尚小云不“懶做”，但“好吃”。有文章記述他愛吃的東西很雜，如天福號的醬肘子、荷葉包子等。平時嘴裡離不開零食，吃完了花生吃瓜子，吃完了瓜子又吃水蘿蔔，吃完了蘿蔔再吃梨……
鍾敬文一次冬遊西湖，在靈隱寺門外的飯館喝酒，他把從山路上帶下來的一團雪放入酒杯，混著喝。堂倌說；“這頂得上冰淇淋了。”
民國初年，豐子愷在杭州第一師範讀書。伙食是八人一桌，五個菜，豐子愷把吃飯形容為“老虎吃蝴蝶”。所謂五個菜，盛在高腳碗裡，蔬菜是淺零零的，整塊的肉難得一見。一碗菜裡露出疏稀的幾根肉絲，就算不錯了。學生都跟餓狼似的，一開飯，十多隻筷子一齊插向菜碗裡，八面夾攻。有高手在菜碗裡轉一圈，便把肉絲一筷子掃盡；另有高手從底下斜插進去，把唯一的雞蛋掏走大半個……這些半大孩子的飯量也讓人瞠目，有的一頓吃十來碗飯，此桌吃到碗底朝天，再轉移到彼桌，“好像逐水草而轉移的遊牧之民”。
1933年春，林語堂遊杭州，在火車上和一土豪對坐，林因此自認“乘位不好”。開車十分鐘後，土豪開始大吃大喝起來，先叫了一盤“中國大菜式的西菜”，不久，又要了一大杯燒酒，接著又要了一份白菜燒牛肉，林語堂數了數，牛肉有十二片之多。最後又上吐司五片，奶油一碟。林語堂就此斷定：此人50歲時必死於肝癌。
作家施蟄存酒量不行，自稱一杯啤酒就能讓自己醉態酡然。但他又好酒，追求薄醉的感覺。他曾細緻入微地表述這種感覺：“得好酒二三兩，醉蝦一盤，或滷雞一碟，隨意徐飲之，漸漸而面發熱，眼花生纈，肌膚上有溫柔纖軟之感，口欲言而訥訥，心無感而悽悽，乍若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