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紙的《香園》，一共花了一塊四。老闆那天喝多了，以當時的價格，前者值十美元，後者在100法郎以上。
邵洵美是集郵愛好者，手裡有幾張名貴票。一張是龍票，極其珍貴；另一張是民國初期的試製郵票，以飛船為圖案，乃孫中山親自設計，因未投入使用，屬於樣張，幾乎就是海內孤本。1943年，邵曾為文發表於《國粹郵刊》上，馬上引起行家的特別關注。
徐凌霄是與邵飄萍齊名的記者。他好京劇，不單是欣賞，而且對京劇極有見地。例如他認為京劇是嚴格的歌舞劇，唱是歌，道白也是歌，而且是更難唱好的歌，內行有“千斤道白四兩唱”的說法。京劇舞臺上的一舉一動全都是舞，全要和音樂合拍。又例如他認為京劇的表現形式是抽象的，一般不用佈景。馬鞭一揚，就算馳馬了。京劇舞臺的任何佈景，都會限制甚至破壞劇情。
朱自清在俞平伯家學會了打橋牌，一時上癮。每次打完牌，又痛悔荒度光陰。
魯迅在北京住紹興會館時，一度以抄古碑打發日子。一次章衣萍去訪魯迅，見他正抄《六朝墓誌》，便問他抄這些目的何在，魯迅答：“這等於吃鴉片而已。”
瞿秋白多才多藝，愛好甚廣，篆刻即其中之一。茅盾曾憶及一件趣事：“當鄭振鐸和高君箴結婚儀式之前一日，鄭振鐸這才發現他的母親沒有現成的圖章（照當時文明結婚的儀式，結婚證書上必須蓋有主婚人，即雙方家長，介紹人及新郎新娘的圖章），他就寫信請瞿秋白代刻一個。不料秋白的回信卻是一張臨時寫起來的‘秋白篆刻潤格’，內開：石章每字二元，七日取件；如屬急需，限日取件，潤格加倍；邊款不計字數，概收二元。牙章、品章、銅章、銀章另議。鄭振鐸一看，知道秋白事忙，不能刻，他知道我也能刻圖章，就轉求於我。此時已為舉行結婚儀式之前夕，我便連夜刻了起來。第二天上午，我把新刻的圖章送到鄭振鐸那裡，忽然瞿秋白差人送來一封紅紙包，大書‘賀儀五十元’。鄭振鐸正在說：‘何必送這樣重的禮！’我把那紙包開啟一看，卻是三個圖章，一個是鄭母的，另兩個是鄭振鐸和高君箴的，鄭、高兩章合為一對，刻邊款‘長樂’二字（因為鄭、高二人都是福建長樂縣人），每章各佔一字，這是用意雙關的。我一算：潤格加倍，邊款兩元，恰好是五十元。這個玩笑，出人意料，鄭振鐸和我都忍不住捧腹大笑。自然，我刻的那個圖章，就收起來了，瞿秋白的篆刻比我高明十倍。”
上世紀20年代，商務印書館編輯傅東華每年要犯一兩次“輪盤賭”的癮。屆時他先是把家裡的現金輸乾淨，再把妻子的首飾、衣服和自己的衣服送到當鋪，最後是以種種藉口向同事朋友以及一切他認識的人借錢，從一元到百元不等。直輸到不能再向同事朋友開口了，他在家睡上一兩天，這賭癮就算過去了。於是他開始發憤翻譯書掙錢，得了錢先還債，再去當鋪贖回首飾、衣物等。漸漸等到手頭有點積蓄，就又到了犯賭癮的時候。
學者羅爾綱隨胡適到北平後，養成訪書的愛好，自認為這“成為一個最感興趣的生活”。初入北大時，月薪僅60元，不得不寫稿掙外快貼補家用。後工資漲至130元，他仍過著90元一月的生活，囊有餘錢，便去琉璃廠、隆福寺、頭髮衚衕、東安市場等處逛書攤。
抗戰前，胡適住北平米糧庫時，每晚6點下班，11點回家。這段時間是他一天最快樂的時光。羅爾綱說：“他不打麻將不跳舞，不看電影，不聽京戲，他做什麼娛樂呢？他喜歡傾談，那他的娛樂就是傾談吧。”
魯迅每天抽兩三盒煙。1925年的一次病後，醫生給了魯迅若干警告，魯迅在寫給友人許欽文的信中說：“醫生禁喝酒，那倒沒有什麼；禁勞作，但還只得做一點；禁吸菸，則苦極矣，我覺得如此，倒還不如生病。”11年後，魯迅因肺病去世。
錢穆說：“餘好吹簫，遇孤寂，輒以簫自遣，其聲烏烏然，如別有一境，離軀殼遊霄壤間。”
當年程小青和周瘦鵑相約戒菸。犯煙癮時就用陳皮梅和五香豆替代香菸。忽一日包天笑從香港給兩人各寄來兩罐三五牌香菸。兩人經過一番激烈的思想鬥爭後，終於沒抵住誘惑，破戒復吸。有人事後評說：“引人入勝，是捲菸本色，包公可謂替物行道者焉。”
學者潘光旦說：“除了收藏書籍，我就只愛好旅行了。在上海是青年會約我到各地去講演的。在雲南我每一次暑假總要到外面去跑跑。”潘一生愛書，1926年，他從美國留學回來，在上海下船的時候，兜裡只剩一塊錢，還不夠付回家的交通費，因為回國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