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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休後子承父業。
袁世凱每天吃兩頓飯。他是河南人，但不吃家鄉飯，而是由天津一個姓徐的廚子掌勺，整成了天津口味。據說徐冬天上灶，身穿青緞子面狐腿皮襖，顯見是隨著袁的發跡也發（天津話，讀四聲）了。
作家李準生長在河南農村。抗戰期間，他在達德中學讀書時，逢河南大旱，學校的伙食標準一再看減。先是停止供應饅頭，每天兩頓面片。李準在同學裡，屬於年紀和個頭都不大的。逢開飯，兩大鍋面片抬出來，個大力壯的學生便擠到前頭，每人把著一把長把勺子，專撈麵片。這些孩子的“撈技”也很高超，用勺子一攪，再一撈，稠的就進碗了。待李準這樣身單力薄年紀又小的孩子湊到跟前時，往往就剩下半鍋麵湯了。隨著旱情的發展，片兒湯也喝不上了，開始“跑灶”。李準回憶說：“每星期天回家背點紅薯麵餅饃，由母親烙好卷點韭菜花，背到學校，每天啃點幹餅饃，喝點開水。”
陳強當年作為熱血青年，先到延安，入魯藝，後隨文藝大軍開往敵後。此期間日夜行軍，翻山越嶺，備嘗艱辛，經常是幾天也吃不上一頓正經飯。一日，部隊到達太行山區一個叫張谷莊的村子休整，邊區政府送來糧食。他們都跟餓狼似的，無論男女，沒人摟得住。陳強一氣吃了四大缸子麵條。據他回憶，那頓飯平均每人吃兩斤。後來隨隊的醫生勸大家少吃，說這是患了胃擴張的毛病。
正品尼姑在廟近60年，她晚年回憶說：“入廟以後，必須吃齋。吃齋有兩種，一是吃全齋，就是長年吃素，魚肉類不能吃，蔥蒜不能吃，就連雞蛋也不能吃，只能吃豆腐、蔬菜一類的東西。再是吃花齋，即每年舊曆六月、臘月和每月的初一、十五吃素，其他時間可以吃葷。一般是師父吃全齋，也要求自己的徒弟跟著吃全齋；師父吃花齋，徒弟也就吃花齋。”正品是山東人，在廟裡學會了烹調，曾站廚房掌勺。
虞洽卿喜歡吃豬下水。虞公館附近有一家名同華樓的寧波菜館，店內的一道“糟缽頭”，為其他寧波菜館所不見，相傳為虞洽卿親授。這道菜就是把豬腸、心、肝、肺之類切成薄片，用砂鍋文火燉幾個小時，直至豬雜酥爛，再加上糟滷後取食，據說其味無窮。有很長一段時間，虞洽卿每天中午來此吃飯，總是兩碗米飯一個缽頭，吃完便走。
拈花寺是京城名剎，民國時期，廟裡的和尚等級分明，過著迥然不同的生活。方丈朝則牛奶，夕則銀耳，雖是素食，卻不失為美味佳餚，且價高於葷味。稍遜於方丈的是寺中的“中層幹部”，即一些“職事”僧，他們每頓四菜一湯，每五天吃一次麵條，平時中午與清眾同飯菜，下午則一律吃白米飯。一般清眾每日兩幹一稀，中午和晚上都吃粗糧，隔天吃一次白米飯，初一、十五吃饅頭，副食是大鍋菜和鹹菜。
當年，京城的高等居士被各寺廟奉為上賓，他們一入廟，全寺上下都得跟著忙活，唯恐招待不周，也顧不得什麼禁例了。大居士鄭文軒的妻子每到拈花寺都非去方丈室抽大煙不可。一次，廚房忘了做杏仁豆腐，鄭太太大為不滿，臨走放話：“以後再也不到拈花寺來了。”就因為這句話，全寺僧眾捱了方丈全朗和尚的半天臭訓。
李叔同出家數年後，一次，他在浙江師範教過的學生李鴻梁去廟裡拜訪。弘一法師說：你來得很巧，今天寺裡吃“羅漢菜”，你在這裡吃中飯。開飯時，李見桌子上擺著六碗菜，弘一法師換上破衣，指著桌上兩碗同樣的菜對李說：“這就是羅漢菜。”又說明了另外四色不同樣的菜，是他特地告訴廚房臨時添的，可知僧眾平時午飯只有一種菜。所謂羅漢菜，是蠶豆、豇豆、茄子等等用白水煮熟再加上一點鹽的一種什錦菜，各種菜都能充分保持原味。弘一法師大概偏好這一口，那天就著羅漢菜吃了三碗飯。
印光法師是弘一法師的前輩，他自甘清苦的飲食風格，與弘一類似。印光是陝西人，喜吃饅頭，每頓飯僅粗菜一碗，末了必用饅頭將菜碗擦乾淨吃掉，或用開水衝菜底當湯喝。他一生雲遊四方，住上海太平寺時，一位姓關的居士請他去吃齋，他謝絕再三而不得，便要求只需高裝饅頭一盒，豆腐渣一碗，關居士照辦，他才答應。更有甚者，他雲遊至蘇州報國寺時，有一次因菜裡所用醬油稍好，把寺裡的明道法師訓了一頓。
修女劉淑靜說，修女院的伙食以稀飯、花捲為主，有時吃窩頭，鹹菜多半是醃蘿蔔，僅午飯有炒菜。院長則可以吃到白饃乃至白糖、水果。此外，修女院對教會規定的“齋期”必須嚴格遵守。如每星期五為天主教“瞻禮六”，這天忌食家畜肉或其他熱血動物肉，但魚蝦類冷血動物肉例外。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