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熟人了。當晚馮玉祥請徐鑄成一起用餐，菜很簡單，四盆葷素加一個火鍋。時值馮的部下起兵討蔣，徐便向馮問起戰情，有否捷報傳來。馮笑答：“我的訊息，哪有你們記者靈呀。老實告訴你，我現在新聞的唯一來源，就是它。”馮用筷子指著桌子上的火鍋說：“每次，他們打好了，火鍋裡就有了肉片、肉丸；如果今天只有白菜、粉條，那一定是他們失利了。這是我屢試不爽的。今天，你看，這裡面肉片，肉丸不少，還有幾條海參，看來，一定又打了大勝仗了。”
南昌起義失敗後，葉挺和聶榮臻流落香港。漂泊數日，囊中羞澀，為了省錢，他們選了一家靠近池塘的早茶店吃飯。當時小飯館都以數桌上的盤子算賬，葉挺一邊吃，一邊偷著把吃光的盤子扔進池塘。
商震有“五洋”將軍之稱，即穿洋服、吃洋飯、住洋房、騎洋馬、打洋球。他家僱有西餐廚師。商震任軍長時，一次召手下三個師的參謀長去家裡議事，飯點上用西餐款待，同席另有兩個客人。這倆人顯然對西餐的吃法不太明白，誤把一盆用來洗手的水當湯喝了，商震為免使二人尷尬，也故意喝了一勺，說：“開過的水，可以喝。”
北洋政客潘復有個怪癖，吃飯時每樣菜必先夾一筷子放在自己的盤子裡。倘別人先動筷子，他對那樣菜便不再舉箸。不論外面赴宴或自家用餐，一概如此。
末代皇帝溥儀曾憶及第一次吃西餐時的情景：“我叫太監到六國飯店去買西餐。店裡問：‘要買幾份？’太監說：‘反正多拿吧！’店裡要派人來擺刀叉什麼的，太監說：‘那怎麼成！你們可不能到宮裡去。我們自己擺！’好啊，大碗大碟擺滿了一大桌子，菜多得出奇。我看見一碟黃油，黏糊糊的，不知道該怎麼個吃法，就對太監說：‘你們嘗一嘗！’他們吃了一口，連聲說：‘太難吃了，太難吃了！’我還記得，湯是用烏龜做的，也很難吃。”
清末端郡王載漪，庚子事變後充軍西北二十餘年。他生性善飲，自稱從不知醉酒的滋味。他在阿拉善定居蒙古羅王府，常與羅王作通宵之飲，一晚上能喝個三四斤白酒。當年載漪是主戰派，一次酒後，他對羅王說：八國軍隊加在一起不過幾萬人，聯軍只是依仗武器及海運之利佔得一時優勢。戰事失利朝廷可以遷都，之後調動全國兵馬整軍再戰。太后錯在只知道有北京，只想回皇宮……大清國就壞在了一個“和”字上。
天津泰昌洋行老闆李全泰有一次過生日，在有名的商行分所做東，用的是義和成飯莊的八八（64樣菜）上等酒席，一桌約幾十元，當年一袋麵粉不過二元。一擺就是20桌。席間，來賓同聲盛讚紅扒鴨和紅燒魚翅做得好。次日恰逢中秋，李壽星一高興，把飯莊老闆叫來說：“老爺們都說今天菜做得好，明天照原樣，給我做20桌，一直預備到本月底，仍請原人在這裡吃飯。”這一下，李全泰花了8000餘元。
抗戰期間，華北敵偽組織想讓曹汝霖出任糧食局偽職。曹多少吸取了以前的一些教訓，說：“日本人吃糧食不受限制，單管中國人，我怎麼管？這不是找罵嗎？”那時，北平的老百姓都吃用四十多種雜糧渣滓湊起來的一種混合面。一天，曹把混合面窩頭帶到偽華北政務委員會，對漢奸頭子王克敏說：“這樣的糧食怎麼能讓老百姓下嚥！”王克敏聽後，拿起窩頭就咬了一口，說：“這他媽怎麼不能吃！”
馮玉祥任陸軍檢閱使時，一次患小腸疝氣，在家養病。某日，黎元洪去看馮，馮藉機向黎叫苦，稱部隊軍士每天只能吃上小米飯，希望黎元洪多撥給一些糧餉，黎答：“小米最富營養價值，多吃頭腦清楚，我很愛吃。”
瞿秋白臨刑前，在《多餘的話》的末尾寫道：“中國的豆腐也是很好吃的東西，世界第一。”
“勝芳蔡”起家於河北霸縣，後移居天津，成為名噪一時的“天津八大家”之一。到了第三代，飲食上已奢靡無度、隨心所欲甚至無所不用其極了。蔡次泉早點必吃甜食，而且每天必花樣翻新家中僱有專門的甜點廚師。蔡家養著不少鴨子，用糯米當飼料，喂肥後熬湯，蔡只喝湯不吃肉。蔡尤好紫蟹、銀魚，但都只吃活的。每年冬天，派人在三岔河口不分晝夜地輪流守候於漁船，捕撈活銀魚（銀魚出水後片刻即死）。
馬其昌是袁世凱時代總統府的“典膳”，負責袁私人的廚房，大約有20個以上的傭人歸其管。袁世凱的伙食費本來是每天100元，某日袁問馬：“我一天飯費花多少錢？”馬據實告以百元，袁連聲說“要減要減”，遂減為60元。袁每天得喝雞湯，負責熬湯的雞湯劉，是袁從天津直隸總督任上帶過來的專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