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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車過蚌埠後，窗外一片荒涼，“沒有山，沒有水，沒有樹，沒有莊稼，沒有房屋，只是綿延起伏的大土墩子。”楊絳嘆氣說：“這段路最乏味了。”錢穆卻說：“此古戰場也。”錢穆告訴楊絳，哪裡可以安營，哪裡可以衝殺。楊絳說：“儘管戰死的老百姓朽骨已枯、磷火都曬乾了，我還不免油然而起了弔古之情，直到‘蔚然而深秀’的琅琊山在望，才離開這片遼闊的古戰場。”
汪曾祺在高郵縣城讀初中時，護城河沿河栽有一排很大的柳樹。汪曾祺說：“柳樹遠看如煙，有風則起伏如浪。我第一次體會到什麼是‘煙柳’、‘柳浪’，感受到中國語言之美。可以這樣說：這排柳樹教會我怎樣使用語言。”
1948年夏天到1949年夏天，汪曾祺在北平午門的歷史博物館工作了一年。他後來回憶：“到了晚上，天安門、端門、左右掖門都關死了，我就到屋裡看書。我住的宿舍在右掖門旁邊，據說原是錦衣衛——就是執行廷杖的特務值宿的房子。四外無聲，異常安靜。我有時走出房門，站在午門前的石頭坪場上，仰看漫天星斗，覺得全世界都是涼的，就我這裡一點是熱的。”
錢穆是無錫人，他在20歲上下的時候，大約有一年時間，每週都坐船來往於家鄉的梅村和盪口兩鎮。他晚年回憶說：“餘坐船頭上，讀《史記·李斯列傳》，上下千古，恍如目前。餘之讀書，又獲深入新境，當自讀此篇始。”
曹聚仁20多歲時，在暨南大學教書。學校設在距上海十多公里遠的真如鎮，那裡還是曠野，一派野趣橫生的景緻。曹聚仁說：“那時的真如，可以說是十足的農村生活，環繞暨南四周圍的村落，都是平房，和我自己家鄉的農村差不多，因為海風大，絕少有樓房。散散落落，有幾處園子，連帶有幾座樓房，那都是上海大戶人物的郊外別墅，假日消閒之地，並不出租的。後來，我和張天放師，總算找到了一所靠近楊家橋的樓房一同住下，當我們厭倦於上海塵雜生活的時候，這是很好的新環境。”“住在洋樓裡，欣賞農村景物，當然是高雅的，隔籬桃花盛開，一陣風過，送來了菜花香，豈不是羲皇上人？這樣的詩意生活，我是領會得的。”
1924年6月，周作人去山東講學，6月1日車抵濟南，他在一封信中說：“十點鐘車到濟南站後，坐洋車進城，路上看見許多店鋪都已關門，一一都上著‘排門’，與浙東相似。我不能算是愛故鄉的人，但見了這樣的街市，卻也覺得很是喜歡。有一年夏天，我從家裡往杭州，因為河水乾涸，船隻能到牛屎浜，在早晨三四點鐘的時分坐轎出發，透過蕭山縣城，那時所見街上的情形，很有點與這回相像……我不能說排門是比玻璃門更好，在實際上玻璃門當然比排門要便利得多。但由我旁觀地看去，總覺得舊式的鋪門較有趣味。”
黃裳的少年時代是在天津度過的。他說：“在我的記憶裡，天津這個城市是溫暖的，是一個非常值得留戀的地方。”他回憶說：“在梨棧十字路口的轉角，有一家天津書局，小小的只有一間門面，但櫥窗的佈置卻很有特色。一個冬天的傍晚，天上飄著雪花了，正是華燈初上的時候，我在這櫥窗裡看到了用棉花鋪成的雪地、紅絲帶捆好的賀年片、小紙房子、‘故宮日曆’……錯落地安排在‘雪地’上，還有幾本新書。行人匆匆地從背後走過，沒有誰停下來欣賞這美麗的雪景。我想，這大概就是給我帶來溫暖回憶的一個特定場景。”
抗戰期間，黃裳到重慶讀大學，曾在長江上游的小鎮上住過一段時間。他後來回憶：“鄉居寂寞得很。當時是初春，常常和朋友到江邊渡口的小竹棚裡，喝著用小玻璃瓶裝的橘精酒，吃豆腐乾，喝苦苦的沱茶。看看鼓吹過江的上墳船，聽聽充滿了寂寞哀愁的船伕的歌聲，同時心裡也總想著忘不了的一些人和事。”
王維詩云：“雨中山果落，燈下草蟲鳴。”錢穆說：“誦中國詩此十字，亦如讀西方一部哲學書。”他解釋說：“枯坐荒山草廬中，雨中果落，燈下蟲鳴，聲聲入耳，乃使我心與天地大生命融凝合一……又兼及自然科學，生物學。著語不多，而會心自在深微處。此為音樂人生與數理人生、物質人生之境界不同，亦即雙方文化不同之所在也。”他還由此聯想到自己的一段切身感受以為呼應：“餘在對日抗戰中，曾返蘇州，侍奉老母，居耦園中。有一小樓，兩面環河，名聽櫨樓。一人獨臥其中，枕上夢中，聽河中櫨聲，亦與聽雨中山果燈下草蟲情致無殊。乃知人生中有一音的世界，超乎物的世界之上，而別有其一境。”
18．識見
詩人朱湘15歲考入清華，後因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