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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坐落在杭州六和塔錢塘江畔，倚山靠水，景色如畫。上世紀30年代在這裡執教的學者夏承燾曾在日記中寫道：“夜與雍如倚情人橋聽水，繁星在天，萬綠如夢，暢談甚久。”雍如即顧雍如，北京大學畢業，是夏承燾的同事和密友。此前的1924年7月，正在這裡就讀的施蟄存寫下了他自認為平生“最美麗”的一則日記：“晚飯後，散步宿舍前，忽見六和塔上滿綴燈火，星耀空際，且有梵唄鐘聲出林薄，因憶今日為地藏誕日，豈月輪寺有祝典耶？遂獨行到月輪寺，僧眾果在唪經，山下漁婦牧豎及同學多人，均行遊廊廡間，甚擁塞。塔門亦開放，頗多登陟者，餘躊躇不敢上。看放焰口到九時。旋見教授女及其弱弟，方從大殿東遍出，望門外黝然者，亦逡巡莫知為計。餘忽膽壯智生，拔彌佛前蠟燭，為牽其弟，照之歸校，並送之住宅前，始返宿舍，擁衾就衣，不勝其情懷恍惚也。”
上世紀三四十年代，張中行常與友人墅君結伴遊北平西郊的農事試驗場（萬牲園，即後來的動物園）。他晚年回憶說：“園西部有一片田園，種多種莊稼，多種果樹。記得一個初夏的上午，麥田已經由綠趨黃，我們曾坐在麥壟間，閉目聽布穀叫。這使我們想到世間，覺得它既很遼闊又很狹窄。比田園更可留戀的是溪水夾著的土岡，岡上的叢林，我們經常是在那裡閒坐，閒談，看日色近午，拿出帶來的食品，野餐。叢林中，春夏秋三季象色不同，以秋季為更有意思。布穀鳥早沒有了，草叢中卻有大量的蟋蟀，鳴聲總是充滿悽楚。這使我們又想到人世間，但不是遼闊和狹窄，而是太短促了。”
鄧雲鄉說：“人間的幸福生活，不單純在於物質的完備與奇巧，而更惹人繫念的，似乎是一種潔淨的環境、安靜的氣氛、美的關係和藝術的情趣。比如舊時在北京過夏天，住在一條小衚衕的小三合院中，兩三間老屋，裡面四白到地，用大白紙（一種糊牆紙）裱糊得乾乾淨淨，一副鋪板，鋪張新草蓆，一個包著枕蓆的小枕頭，院中鄰院的大槐樹正好擋住西曬，這樣你每天下午在那糊著綠陰陰的冷布紗窗下的鋪板上睡個午覺。一枕醒來，尚有點矇矓睡意，這時便有兩種極為清脆的聲音隨著窗際的微風送入耳鼓，斷斷續續，悠悠動聽，一是庭院中棗樹上的知了聲，越熱越叫得歡；二是大門外衚衕口賣冰人的冰盞聲，越熱敲得越脆。詩人王漁洋所謂‘櫻桃已過茶香滅，銅碗聲聲喚賣冰’。這樣的環境，這樣的氣氛，這樣協調的人與物的關係，這樣毫未超絕塵寰的藝術境界，不是人間最舒服、最美好的嗎？又何必北京飯店十六樓的空調套房呢？真是太麻煩了。”
1931年9月的一個星期天，胡適與徐志摩、羅爾綱同遊景山。胡適說：“北平天氣，一年最好是秋天。真是浮生難得半日閒，怎樣才能把工作放下來欣賞這秋光才好。”
1926年，郁達夫在廣州執教中山大學，他在11月22日的日記中寫道：“同一位同鄉，緩步至北門外去散步，就在北園吃了飯。天上滿是微雲，時有青天透露，日光也遮留不住，斑斕照曬在樹林間。在水亭上坐著吃茶，靜得可人。引領西北望，則白雲山之岩石，黃紫蒼灰，無色不備，真是一個很閒適的早晨。”
1934年，郁達夫時已定居杭州。年初某日，他一早起來感到“鬱悶無聊”，便外出散步。他在日記中說：“錢塘江水勢已落，隔江棧橋，明晰可辨，錢塘江橋若落成，江干又須變一番景象了。西湖湖面如一大塊鉛版，不見遊人船隻，人物蕭條屬歲闌，的確是殘年的急景……心胸不快時，登吳山一望煙水，確能消去一半愁思，所以我平均每月總來此地一二次。”
1928年夏天，郁達夫從杭州北上避暑，在北平逗留月餘。8月25日日記記：“昨晚為中元節，北海放荷花燈，盛極，人也擠得很。晚飯後回來，路上月明如晝，不意大雨之後，卻有此良宵矣。”
錢穆有野趣之好。在西南聯大時，他平時住在昆明郊外僻靜的縣裡，除到昆明授課外，便是獨居著書，用一年時間寫了洋洋50萬言的《國史大綱》。陳寅恪曾來這裡一遊，笑道：“在此寫作真大佳事，然使我一人住此，非得神經病不可。”錢穆後轉投成都的齊魯大學，同樣選擇城外三十餘里的一座孤宅。他函告學生：“鄉居最愜吾意。”
錢穆與錢鍾書家有舊。楊絳和錢鍾書訂婚後，1933年秋天從無錫北上清華讀書，錢穆則在燕京大學教書，錢鍾書的父親便把楊絳介紹給錢穆同行，以便有個照應。兩人一路無話，楊絳回憶說：“我們買的是三等坐席，對坐車上，彼此還陌生，至多他問我答，而且大家感到疲憊，沒有什麼談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