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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瞿秋白、王若飛、陳喬年、蘇兆徵、鄧小平、鄭超麟、夏之栩等二十來人到此過年。鄭超麟後來回憶說：“大家吃得痛快，玩得痛快，特別給我留下深刻的印象，以致我至今還記得不少參加的人。”很多人大概因為平時處於險境，神經繃得過緊，藉著過年徹底放鬆一下，因而有鄭超麟所謂“痛快”一說。席間不少人都喝醉了，鄭超麟當時正和劉靜貞談戀愛，遂成為大家鬨鬧的物件。鄭尋機從後門逃走後，卻被王若飛醉醺醺地追到街上把他拉了回去。
沈尹默回憶說：“‘五四’前後，有一個相當長的時期，每逢元日，八道灣周宅必定有一封信來，邀我去宴集，座中大部分是北大同人，每年必到的是：馬二、馬三、馬九弟兄，以及玄同、柏年、逿先（朱希祖）、半農諸人。席上照例有日本新年必備的食物——粢餅烤魚之類，從清晨直到傍晚，邊吃邊談，作竟日之樂。談話涉及範圍極其廣泛，有時也不免臧否當代人物，魯迅每每冷不防地、要言不繁地刺中了所談物件的要害，大家鬨堂不已。”
畫家司徒喬回憶說，1925年除夕，“一位燕大同學請我吃辭年飯，我走到筒子河邊，經過一間施粥廠門前，突然有四個全副武裝的警察，高舉著棍棒，手推腳踢把一個拖著兩個孩子的孕婦撲打出來。問起原因，是那婦人討了一碗粥給孩子們吃了，最後想為自己討一碗，就是為這，四個大漢子撲打凌辱她。這滅絕人性的事件使我無法參預同學們的除夕宴敘，我跑回宿舍，把當時情景快筆記下，因為素描基礎不好，又是憑記憶追溯，畫得十分粗糙，怕只有自己才認得出那筆線所傾訴的東西”。這幅畫後來被魯迅從一個展覽會上買去。
1934年春節，茅盾寫了一篇《上海大年夜》，他自稱這是他實地考察的記錄。茅盾後來回憶說：“報紙上早就說‘市面衰落’，實際是南京路的商店至少有四五十家過不了年關，單是房租，就欠了半年多。房東要求巡捕封店，還沒解決，因為工部局如果發封，就傷它統治下的大上海的體面。各報也因農曆大年夜而停刊，但出有號外，這些號外上，只有電影院的廣告，極盡誇大、刺激、誘惑的能事。馬路上，排著長蛇陣的，只有電車、公共汽車和私人的或出租的小汽車。黃包車幾乎無人光顧，因為它們的老主顧——小市民，口袋已經空了。電影院（高階的）卻是每場都滿座，我們九時半去買票，跑了兩三家，都沒有買到。後半夜，大上海的馬路上已經冷冷清清。歸家的路上，碰到一位鄉親，他告訴我：南京路的商店只有兩家半是賺錢的；這兩家是三陽南貨店和五芳齋糕團點心店，那半家是冠生園。”
1935年除夕，魯迅致信黃源：“今年爆竹聲好像比去年多，可見覆古之盛。十多年前，我看見人家過舊曆年，是反對的，現在卻心平氣和，覺得倒還熱鬧，還買了一批花炮，明夜要放了。”次日，即大年初一，魯迅又致信楊霽雲：“今年上海爆竹聲特別旺盛，足見覆古之一斑。舍間是向不過年的，不問新舊，但今年卻亦藉口新年，烹酒煮肉。且買花炮，夜則放之，蓋終年被迫被困，苦得夠了，人亦何苦不暫時吃一通乎。況且新生活自有有力之政府主持，我輩小百姓，大可不必湊趣，自尋枯槁之道也。”
1927年，郁達夫獨自一人在上海過年。除夕，他在滄州旅館訂了一個房間，當晚，他的一些朋友陸續來旅館洗澡，郁達夫在日記中寫道：“中國人住處，裝置不周，所以弄得一間房間內，有七八個人來洗澡，旅店的Manager頗有煩言，也只好一笑置之。”第二天的日記說：“火爐熊熊不息，室內空氣溫暖，一個人坐在curtain（窗簾）後，聽窗外面的爆竹聲，很有點出世之想……很想在此地久住，但費用太昂，今天午前，必須離開此地，不過將來若經濟充裕的時候，總要再來住它一兩個月，因為地方閒靜清潔，可以多作冥想的工夫。”郁達夫離開滄州旅館後，到創造社出版部吃午飯。“午後和出版部同人玩骨牌，輸了兩塊多錢。傍晚五時前後，出至周家，和女太太們打牌，打到天明。”
1940年2月7日為除夕，時宋雲彬在桂林，日記記道：“晚五時，去開明，吃紹興醬鴨、魚乾，均佳，白雞亦好。六時一刻，赴新生菜館，應國新社之邀。餐後，參加國新社聯歡會，餘已小醉，歌崑曲，大笑，不覺酒湧上來，醉態畢露。楊彥英、丁務樣、林山挾餘歸寓，倒頭即睡，不知東方之既白。”次日（大年初一）又記：“昨宵醉態畢露，傳為笑柄，晨起尚覺頭昏，吃橙子兩枚。”
1941年1月26日是舊曆除夕，宋美齡在香港不歸，蔣介石在日記中寫道：“本夕為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