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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在某種程度上也預示了中國失敗的命運。
甲午開戰時，清朝陸軍總兵力達96萬人，而日軍總兵力為24萬人，清軍與日軍的兵力之比達到4：1；然而，清軍一線戰場實際參戰部隊主要以淮軍為主，只有十餘萬人（有說法是最多20萬人），實際參戰兵力可能還不如日軍（17萬人）。
戰爭爆發
朝鮮問題是日本發動侵略戰爭的突破口，1890年，日本爆發經濟危機，對開戰的要求更加迫切，就在這一年，時任日本首相山縣有朋在第一次帝國議會的“施政演說”中丟擲了所謂“主權線”和“利益線”的理論，將日本本土作為主權線，中國和朝鮮半島視為日本的“利益線”，聲稱日本“人口不足”，必須武力“保衛”利益線，加緊擴軍備戰。
戰爭的導火索終於來了，1894年，朝鮮爆發東學黨起義，朝鮮政府軍節節敗退，被迫向清朝乞援。
日本認為發動戰爭的時機已至，向清廷表示“貴政府何不速代韓戡？……我政府必無他意”，誘使清朝出兵朝鮮。
清朝沒有識破這是日本的陰謀，於是派直隸提督葉志超和太原鎮總兵聶士成率淮軍精銳2000人於6月6日後數日分兩批在朝鮮牙山登陸，在此安營紮寨，準備鎮壓起義，同時根據1885年《中日天津條約》通知日本。
6月10日，朝鮮政府和起義軍達成了全州和議，清軍未經戰鬥起義就平息下去。
6月25日，原定計劃的第三批清軍在牙山登陸，駐朝清軍總數達到2465人。
甲午戰爭時的日本大本營在朝鮮向清朝乞援的同時，日本透過其駐朝公使館探知清廷將要出兵朝鮮的訊息後，欣喜若狂。
當時的伊藤博文內閣正面臨議會的不信任案彈劾，得到此訊息後，便如同抓住救命稻草，全力著手挑起戰爭。
1894年6月2日，伊藤內閣決議出兵朝鮮。
6月5日，日本立即設立有參謀總長、參謀次長、陸軍大臣、海軍軍令部長等參加的“大本營”，作為指揮侵略戰爭的最高領導機關。6月9日，日本派先遣隊400多人，在駐朝公使大鳥圭介的率領下，以《濟物浦條約》規定之日本有權保護使館和僑民為藉口進入朝鮮首都漢城（今韓國首爾），同時又根據《中日天津條約》知照中方，其後又在6月12日派兵800人進駐漢城。在日軍先遣隊出發前，日本外務大臣陸奧宗光訓令駐朝公使大鳥圭介“得施行認為適當之臨機處分”，授權大鳥挑起釁端，找尋藉口發動侵略戰爭。
交涉破裂
全州和議達成以後，朝鮮政府要求中日兩國撤兵，於是大鳥圭介開始和清廷駐朝大臣袁世凱進行撤兵談判。
大鳥雖然口頭上答應袁世凱撤兵，甚至就要達成書面協議，但是日本發動戰爭的決心已定，不可能同意撤兵。
所以日本政府一方面電令大鳥拒絕達成共同撤兵協議，另一方面則在6月15日丟擲了“中日兩國共同協助朝鮮改革內政”的方案，從而使共同撤兵協議一筆勾銷。
此後，日本開始不斷增兵，6月16日大島義昌少將率領混成旅團第一批部隊在仁川登陸，到6月28日混成旅團第二批部隊登陸，侵朝日軍達到8000餘人，比起駐朝清軍已佔絕對優勢；而清廷決策者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李鴻章則一直希望中日共同撤兵，既未向朝鮮增援軍隊，又沒有按袁世凱、聶士成等人的建議由清軍先撤兵，舉棋不定，最終給日本人以可乘之機。
日本之所以提出“共同改革朝鮮案”，其目的是一面使自己的軍隊以“協助朝鮮改革內政”為名賴在朝鮮不走，一面又拖住了駐朝清軍，完全是為發動戰爭而採取的挑釁手段。
清政府拒絕了“共同改革朝鮮案”，並強調日本必須撤兵，於是日本在6月22日向清政府發出了“第一次絕交書”。
此後，李鴻章一味寄希望於美、英、俄等歐美列強調停，讓日本撤兵。
由於前述的各國利害關係，美、英、俄只是對日本表示“譴責”而已，並未採取強硬措施，加之日本靈活的外交策略，列強最後都採取了觀望態度，於是調停均告失敗。
7月14日，日本向清政府發出了“第二次絕交書”，拒不撤兵，並反誣中國“有意滋事”，揚言“將來如果發生意外事件，日本政府不負其責”。
至此中日談判破裂！
日本向清廷發出“第一次絕交書”以後，便著手開始單獨改革朝鮮內政的策略。
與朝鮮交涉期間，大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