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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有專門給他打針的小瑞和當助手的毓恩。他去安東（今丹東市）‘御巡狩’（旅行）時，還帶著這兩個侄子，好每天打針。”“還有一個醫生叫黃子正。他曾在長春市開了個大同醫院，以後歇了業。不知是誰把他介紹給溥儀，主要是讓他偷偷地給溥儀注射性激素針劑，如‘司保命’、‘安樂根’之類。”
二戰結束後，溥儀被蘇軍俘虜，到1959年特赦，雖說處於關押和改造階段，但對於他們那個群體，食品和基本的醫療條件是有保障的，勞動也很輕鬆，因此，除了性方面的低調外，溥儀的身體一直很健康。
溥儀在《我的前半生》中回憶道：
“我滿懷希望地邁進了一九五八年……
從前每次搬運煤炭和製作煤磚都用不著我們，我們從這年起才開始參加這項勞動。這時我的體質與往年大不相同了。在本組裡我和老王、蒙古族老正與一個偽將官年歲較小，凡是重活大都由我們四個人做，我因此得到了鍛鍊，體質有了顯著的增強，從前的毛病已全部消失。在製作煤磚的勞動中，我擔任的是比較費力氣的抬煤工作。這天因為所長和一些幹部都來參加製作煤磚，大夥幹得特別起勁。臨完工，我和老憲又多抬了三滿筐。
交工具的時候，我聽見王看守員對一個同伴說：‘我看溥儀幹活是實在的。他不挑顯眼的幹。’
我和老憲放下煤筐，到樹權上拿衣服穿，所長笑著問我：‘溥儀，你的肩膀行不行？’
我看看肩膀，回答說：‘不痛不腫，只略有點紅。’
‘你現在的飯量怎樣？’
‘乾飯三大碗，大餃子可以吃三十多個。’
‘不失眠了？’
‘躺下就睡著，什麼病也沒有了。’
在場的人不論是所方人員還是夥伴們，全衝我樂起來。顯然，這是和從前完全不同的笑聲。我覺得受譏笑的日子已成為過去了。”
溥儀的最後一任妻子李淑賢曾在《溥儀和我》一文中回憶，有一次他們在北京飯館吃飯（1962年），“一位白鬍子直飄到胸前、像個老學究式的長者，很尊敬地走過來和溥儀握手，溥儀邊吃飯邊和老人攀談起來。……
（老人詢問：）‘看您（指溥儀）身體滿好的，請問今年高壽？’
（溥儀回答：）‘大爺您看呢？’溥儀反問了一句。
‘就像一個四十多歲的人似的，不過……’老人端詳了一陣，又開始掰動拇指計算了：‘宣統年是……’
‘我今年五十六了！’溥儀笑著告訴他。
‘不像，不像。’老人連連搖頭，又很感嘆地說：‘你現在一點架子也沒有啊！’”
五十多歲的人在大街上可以被人認作四十幾歲，可見溥儀顯得年輕。
不僅外貌年輕，身體的內在素質和體力也是不錯的，李淑賢記憶到：“一九六三年一年內，溥儀雖然也常患感冒，發燒，不斷就醫服藥，但很快就能好轉，從身體外觀看，一直是挺健康的，精神也好。一九六四年間，溥儀先後兩次在外地參觀訪問，能吃能睡，爬山涉水都不再話下。當時我真羨慕他，如果有他那樣的好身體，就不至於常常‘掉隊’了。”
“一九六四年裡，我和溥儀隨著全國政協參觀團，兩次到外地參觀遊覽。一次到南方，一次到西北和中原。”“每天，我只能在賓館附近轉轉，不敢走遠，可溥儀一有機會就去爬山，我遠看那陡峭的山峰真替他擔心，可他安慰了我又去爬。”
可見，一直到溥儀50多歲時，他的身體還是保養的不錯的，能吃能喝，能睡能走，甚至看起來“像一個40多歲的人”。
三、
然而，此時，病魔已經潛伏在他的身體中，沒過多久，危險開始顯現。
“使溥儀致命的腎癌的先兆，早在一九六二年五月中旬就已經出現了。
溥儀發現溺血現象後，也曾到人民醫院診治，但未能作出診斷，只是注射維生素K止血。”
“一九六五年六月，溥儀在協和醫院作了左腎切除手術。”
（李淑賢）“手術住院期間，溥儀每天都到醫院看我，晚上也來。由於他當時也手術不久，切除了左腎，又有點兒累著了。而且右腎又發現了問題，出現了尿血現象。”
最終溥儀因為腎病死於一九六七年。他經歷的人生，是跌宕起伏的一生，正值天朝上國社會翻天覆地的時代，又由於他的特殊地位，世情冷暖恐怕比旁人更加銘心刻骨。在獲得新生以後，尋覓到知心的愛人，對生活滿懷熱愛和嚮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