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革命的名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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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馬觀花的參觀完巴黎市區所有名勝古蹟後，東方人的內心感到一絲憂傷，除了凡爾塞宮因有國民衛隊駐紮，儲存稍微完好些外，其他的遺蹟都與杜伊勒裡宮一樣，遭受到相當程度的嚴重破壞，有過之而無不及。巴黎聖母院成了理性祠，日常的彌撒與禱告早已禁止，冬天裡的市民缺乏木柴取暖，巴黎公社就默許婦女們到裡面去拆取生火原料，殘缺與破亂成為著名修道院的新象徵。盧浮宮收藏的奇珍異寶，大部都被暴發戶們搬到自己家中，巴拉斯官邸的樓梯間也懸掛有文藝復興時代的鉅作。諾大宮殿，僅留下一些笨重難拿的家業閒置在空曠的大廳裡，孤零零地躺著。不過，事情總有例外，作為革命象徵之一的先賢祠便列其中，儲存的非常完好，甚至好與從前。它原本是一座教堂，是路易十五在一場大病之後為了還願而修建的。1791年以後改為國家聖陵，法國最顯赫的人物皆安葬於此。“自由、平等、博愛”三個詞赫然寫在祠堂的正上方。

回到馬車上安德魯默然無語，雙手中捧著一尊馬拉的半身塑像。這是他在參觀先賢祠結束後，花了2個蘇買來的。勤務兵同樣在搖晃的車廂裡琢磨著。曾在英國學習過一段時間的猶裡西斯，知道倫敦的各類建築與文化遺產儲存的相當完好。從表面上看，巴黎的宏偉更甚於倫敦，但親眼所見的多是破亂不堪，與書中描述的情節完全不一，於是轉向對面的將軍尋求答案。

“這是一個理性時期裡的瘋狂年代！”安德魯神情有些沮喪，望著窗外躁動的人群，答非所問的說道。

接下來的數天裡，心情鬱郁的安德魯沒有再出去，他把自己鎖在書房思索，一律不再接見任何客人，其間只讓勤務兵送飯上來。沒有知道將軍在想什麼，也沒有人知道將軍準備做些什麼。直達第五天，安德魯下樓了，在眾人驚訝的目光中，神采奕奕的他一掃往日的愁容。

在巴黎的親身經歷告訴安德魯，現在的確是到了儲存革命果實的時候，而並非歇斯底里的繼續革命。要完成這個任務，貧民黨人，不行，他們只懂得瘋狂，追求一味的毀滅，法國交到他們手上只有崩潰；三巨頭們，不行，只知強硬不曉得妥協的雅格賓派領袖們，不明白政治就是交易與妥協，對所有派別殘忍但又不徹底的鎮壓，反而會送他們自己上斷頭臺；平原黨人，不行，安逸享樂的他們只會盤算自己的得失，但在一定條件下，可以成為盟友；寬容派，或許可能，他們的主張符合當前的國情，只是過於軟弱，沒有勇氣站起來說“不”；看來惟有巴拉斯領導騎牆派，左右逢緣，聯合各派盟友糾合在一起的熱月黨人，才能真正挽救法國，挽救革命，也包括挽救自己。

此時的安德魯已經把自己完全溶入到法國，他的思想符合歷史發展的規律，也是革命果實得以儲存的方式。革命不再是歇斯底里，而是要回歸冷靜。

就在安德魯消失在公眾視野的十多天裡，巴黎似乎一直在保持著某種平靜，但明眼的人看得出來，這些只是表面現象，水面之下仍是波濤洶湧。對於安德魯的缺席，國民公會沒有意見，安德魯只是榮譽議員，有不來議院參政的權利，將軍的乾薪全由陸軍部發放；陸軍部也不關心，調令安德魯為陸軍部副部長的檔案仍壓在卡爾諾委員的抽屜裡，而在卡爾諾本人跑到北方方面軍視察工作，目前的他更關心的是如何防備反法同盟軍隊的下波進攻；巴黎市民漸漸不在乎了，一度熱情高潮過後，原先徘徊在樓外的群眾少了很多，因為喜好熱鬧的他們都被別的事情吸引過去，這是喜興厭舊的典型表現。

安德魯無所事事的“消遣了”十多天，巴拉斯卻緊張忙活了十多天。他整日馬不停踢穿梭於巴黎的大街小巷，以私人名義或公開身份聯絡各黨派，頻繁出現在各個的俱樂部中。原本想叫安德魯一起前往，但青年人婉言拒絕，理由是不想太多的張揚。巴拉斯要做的目的很明確，意在推動一項民族和解，儘快結束旺代叛亂的議案。這是巴拉斯委員與保王黨人達成協議條款的一部分。

1794年1月22日，就在安德魯獲得國民公會榮譽議員的第八天上午，該項預案開始進入審議階段。只是提出議案並非巴拉斯本人，而是寬容派代表菲利波議員。老謀深算的巴拉斯知道，這份與保王黨人妥協後的內容，絕對不能由本人呈送，在當前的時局下，自己應該保持一定的超然地位，有利益於把握事態的後續發展。思慮過後，巴拉斯毅然將這燙手山芋扔到丹東的同志們那裡，由於寬容派的政治主張與提案的精神不謀而和，同時失去了丹東的直接領導，派別裡盡是些鼠目寸光的笨蛋，委員兼議員的巴拉斯毫不費力得讓他們接手下來。當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