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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曆發怒道，在滿洲任職的官員本來主要是應以滿文來撰寫奏摺的，但他們卻只是使用漢文。“如所奏之事太繁，清字不能盡意，必須漢文者，亦應兼繕清文。”弘曆因而指責這些滿人“競染漢人習氣，有失滿洲舊風”。在他看來，雖然目前滿文也許還不能完全滿足政府治國的全部需要，但它卻是測試滿人文化完整性的一把尺子。
弘曆很自然地將自己推出來作為一個榜樣。他從不放過任何一個機會，來糾正某一翻譯上的錯誤，或直接用滿語向某一候選官員提問。對於有關軍事事務的滿文詔渝的漢文譯文，弘曆極為挑剔。準噶爾之役編年史的編撰者在處理譯文時過於自由發揮，使滿文原文“意義盡失”，便受到了弘曆的嚴厲申斥。在這個問題上，弘曆對於忠實於滿文原文的強調，當然不是為了賣弄學問，而更是將之當作驅邪護身的一種法寶。
除了只有驅邪護身的力量外，在敏感的國家事務，尤其是軍事事務上，滿語還可作為機密語言使用。1767年，弘曆派遣為自己所信任的皇族成員福靈安（弘所的連襟福恆的長子）就遠征緬甸之役停滯不前之事進行調查，，福靈安送會的奏摺系用滿文寫成，揭露了此役統帥楊應琚和李時升的奏報全系“虛捏”。楊、李兩人後來均被逮捕處死。在這裡頗為重要的是，在一個以漢人統帥為調查目標的案子中，使用滿文為一個本來就相當機密的通訊體系又加上了一層保密因素。①☆★☆★☆★☆★①弘曆講到，他曾對楊應琚寄於極大的信任，但卻從他奏摺中的種種“不合之處”發現了問題。他擔心的是，楊應琚因有疾在身而受到下屬欺瞞。弘曆因而派遣福靈安及一名御醫，同往前方探查楊的身體狀況。“降旨福靈安，就近親赴軍營，將彼處實在情形，查明具奏。”福靈安的調查顯示，緬人確實矇騙了楊應琚，並乘機侵入大清境內；而李時升的戰報則完全事虛構的。弘曆在自己的懷疑得到了證實後，又加上了頗富色彩的一筆，以貶低福靈安所從事的偵查活動的重要性。楊的欺罔之言之敗露，“實由天意昭彰”“先前並沒有人對楊的行為提出指摘，而福靈安又故意等到回京後才當面作出報告，“朕復傳旨詢問，伊始將所知彼處實情一一入告。此皆抑賴上蒼默佑，啟迪朕衷，得以先凡燭其情偽，不致於貽誤，並非因福靈安此奏摺”。福靈安的奏摺原系用滿文寫成，此刻又“俱著譯發，並諭中外知之”。《清實錄》第781卷18頁，乾隆三十三年三月二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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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南問題
既恐懼又不信任，既讚歎不已又滿懷妒忌，這便是滿人對於江南的看法，而叫魂危機正是由江南而起的。在這個“魚米之鄉”，繁榮興旺的農業與勃勃發展的商業造就了優雅的氣質和學術成就。北京大部分的糧食供應，是經由大運河從江南運來的。因此，幾百年來，帝國的統治者們便發現，他們需要不斷地同江南上層人士爭奪那裡多餘的糧食。同樣令北京統治者感到頭痛的，是如何才能建立起對於江南踞傲不遜的上層學界的政治控制。江南的學界精英所期期以求的並不但僅是在科舉考試中佔有一席之地或獲得高官厚祿。如果有什麼人能讓一個滿族人感到自己像粗魯的外鄉人，那就是江南文人。面對這個久已存在的江南問題，在處理這種愛恨交織的關係時，弘所以自己的方法表達丁自己的看法。凡在滿族人眼裡最具漢人特徵的東西均以江南文化為中心：這裡的文化最奢侈，最學究氣，也最講究藝術品味，但從滿人古板嚴謹的觀點來看，這裡的文化也最腐敗。
正是因為江南文化有著種種非常吸引人的地方，它才對滿人的價值觀念——那種弘曆喜歡想象的價值觀念——構成了威脅。
如果滿人在中國文化面前失去自我的話，那麼，正是江南文化對他們造成了最大的損害。
皇帝本人既為江南所吸引，又為江南所排斥。在訪問江南後，弘曆將江南精英文化的一部分移植到滿人在承德的夏都，予以尊祟。但除了精巧與優雅外，江南也意味著墮落與漢化。江南頹廢的文化正在葬送到那裡就任的優秀官員們，不管他們本是旗人還是漢人。①長江下游的社會既奢侈又腐化，如同糖果腐蝕牙齒一般腐蝕著人們的美德。大學士劉統勳的兒子劉墉（這當然是北方的一個好家族）在剛剛擔任了一任江南學使後，於1762年就這個問題提出了一份措辭嚴峻的奏摺。他對江南已經商業化的富紳在力量與影響上超出了政府控制能力的情況作了描述。“生監中濫事妄為者，府縣官多所瞻顧，不加創艾。”
官吏們“既畏刁民，又晨生監，兼畏胥吏”，結果使枉法的人得到開釋，而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