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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總數的百分之一）。雖然他們中有數千人擔任著收入豐厚的文武官職，但大多數人則陷於“貧窮、負債與失業”的境地。那些專門留給他們的土地，此刻大部分已落到了漢人土地經營者的控制之下，旗人自己則幾乎全部居住在位於都市的兵營裡，而在那裡，那些禁止他們與周圍漢人通婚的法令正日益失去效用。在軍事技能不斷衰退的同時，征服者上層人士的文化特徵尤其是他們的滿語能力——也日益退化。對於普通旗人來說，他們既缺乏一種建立在堅實經濟基礎之上的自我尊嚴，又沒有軍事威脅而帶來的促人清醒的挑戰，幾乎再沒有什麼東西可以讓他們用來支撐自己作為征服民族的驕傲了。然而，對於弘曆來說，弘揚滿族的驕傲卻是一個極為緊迫的問題。他顯然知道，要保持自己對於官僚體制的影響力——更不必說要保持自身政權對於被征服的漢人的控制了——就必須以滿人能夠繼續維護自身的種族特徵為前提。在這個滿人正在被漢化的時代，弘曆成了滿族語言和價值觀念的積極倡導者，儘管如此，同時他也是中國文化的熱烈擁護者。要同時完成這兩項任務，看上去似乎毫無希望。但是，這卻是任何一個統治王朝——不管是由本族人或外來人所建立的——都必須要做到的。領導統治一個國家同官僚們日常管理一個國家是不同的。正是這一點，將征服者與成千上萬管理國家的文職官僚區分了開來。要作為一個統治者集團生存下去，征服者必須保持自己先前的活力和與眾不同之處。然而，為了將文職官僚帶入征服者的陣營，同一征服者又必須以儒家文化合法分享者的面目出現。要將排他性與漢化完全孤立區分開來是不可想像的。這就是弘曆作為滿族首領，同時也作為大一統中華帝國皇帝所面臨的兩難處境。對他來說，如何將這兩個角色合為一體是一件頭等大事。他統治下的政治史正是從這裡開始發生的。
文化的傳播
弘曆在表達自己對於滿人素質退化的恐懼時，一般來說，會講到他們正在失去些什麼（如武功、文化資源及個人品質，等等）；但同時，他在講到這些時也會表露出對腐化墮落的漢人上層分子的蔑視，並擔心滿人會向他們看齊。旗人應當在勇氣、儉樸、堅毅等方面成為具有超高水準的典範，而這種水準應是任何漢人（甚至包括那些其先輩早在滿人征服中國前就已開始為其服役的漢軍旗人）所難以想象的。然而，一個接一個的事例卻向弘曆表明，那些舊日的美德正在漸漸褪色。
一個出身顯赫的滿人武弁透過與兵部書役的小心勾搭，向那些頗有野心的旗人出售官位。弘曆把他當作一個例子問道：“我滿洲中，豈有此臣僕？”而更令他感到厭惡的是，滿人中競有人會刻意尋求這種舒適的職位：朕前令八旗人員，簡用外任，原以為伊等克受滿洲淳樸素風，共知自愛。且人材弓馬，均有可觀，足為外省綠營表率，並非僅為伊等疏通進用之選。弘曆強調，再不能對於滿人中的無賴之徒表現出特別的仁慈了。在本朝初年那個偉大的時代，道德水準要高得多，這樣的人似乎還值得改造。但隨著滿人人口數目的增加，他們中的許多人已“漸染惡習，浮靡囂薄，殊失國初渾厚之風”。這些人“希圖安便”，已經“幾與漢人無異”一個甚至更令人震驚的案子，發生在一位臨時服役於綠營的旗人身上。這個旗人未能平息一場地方叛亂，又不願面對制裁，便懸樑自盡了。皇帝為之大怒。他宣佈，錄用滿族人於綠營，是因為他們騎射精進，也因為需要依靠他們“整頓綠營庸劣之習”這個自殺的人，“身系滿洲世僕竹，他本來應該帶兵平息地方上的叛亂，即使因此殉職亦在所不惜：即偶固拒捕致傷，雖非陣亡可比，朕亦必念其因公身殞，格外加恩。似此畏懼自縊，究屬一死。……滿洲世僕內，又豈應有此庸劣之人乎？此風甚陋。著通行曉諭各省綠旗滿洲官員，嗣後凡一切事務，惟勇往奮勉，以蘄復滿洲舊習，痛戒懦弱怯懼之風。在弘曆看來，滿人的墮落從他們的語言能力上頗為不祥地表現出來。除了朝中使用雙語的規定外（據此，一定等級檔案均需由譯館譯成滿文），一個更為廣泛的假設前提是，旗人對於自身語言傳統的掌握成當如同對於騎射功夫一樣蚋嫻熟。滿語是大清朝在中亞地區權力的象徵。如果邊防衛所的滿人喪失了自己的“文化傳統”，他們就會受到穆斯林舊民與廓爾喀部落的嘲笑。可是，不論是在內地還是在邊防衛所，滿人的語言水準正在急遽下降。地方上的一位八旗總兵就曾為所在行省用滿文寫就的檔案中充滿文法與用辭的混亂而發出哀嘆。雖然滿文是“旗人根本”，但他們的寫作中卻是“錯中添錯¨。這種腐化甚至也在滿人家園內部擴散看來。有一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