叫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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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存在著任何交流關係，也要對他們的行為無情地予以禁止。皇家的祭祀官員們對於除了自己以外其它任何同神靈世界的聯絡都採取嘲弄態度，這種做法其實證明了他們對於自己的“神授”地位能否持久有著一種根深蒂固的焦慮。對普通百姓來說，術士的妖術威脅到的是靈魂與軀體之間的脆弱聯接；而對皇朝的上層人士來說，這種行為危害到的則是皇朝向上天力量之間的脆弱聯絡。在十八世紀下半葉，究竟是何種力量同時在社會結構的底層和上層造成了這樣的恐懼，這在我們對叫魂的故事作進一步的考察以後，是值得加以考慮的。面對叫魂的罪惡行徑，皇帝將要發起一場全國性的清剿。在此過程中，存在於妖術與政治之間的聯絡將會更為清晰地顯示出來。

第六章各省的清剿

在全國範圍內對妖術的清剿觸發了弘曆與各省督撫之間的較量。這場暗鬥悄然隱蔽，但激烈的程度並不亞於清剿本身。它的燃料剛來自於官僚的責任制度：官員若讓罪犯逃脫會受到北京吏部的制裁，該官員的上司則有責任對下屬的失職加以彈劾，失於彈劾又會構成更上級官員彈劾失察者的理由。到了總督、巡撫這一層，行政上的失誤則會在皇帝對其個人的寵信上出現裂痕。

官僚責任制度的運作是圍繞著對資訊的控制而展開的。一項罪行如果未經官方確認已經發生，那麼，一個官員就不會因為對此罪行失察而受到懲罰。這一極為簡單的事實可以說明弘曆與其官僚之間在叫魂案中的緊張關係。雖然清政府沒有職業的秘密警察，皇帝在各省還是有自己的耳目的。透過這一個人情報來源，弘曆得知了山東的那些案件；還是透過這一情報來源，他也發現了春天被各省巡撫隱瞞的妖術案件。這種隱瞞是出於官方對大眾迷信的蔑視（即上層人士視妖術為不可知的態度），還是因為蘇州和胥口鎮事件所牽涉的剪辮案對巡撫來說太過棘手，本身是無關緊要的。反正弘曆相信，這種情況之所以發生是因為他的官員們畏難裹足：法庭案件會打亂他們優遊從容的日常節奏，彈劾屬下則會危及他們官官相護的權力網路。我們或許應該原諒他的猜疑，整整兩個月來，沒有一個省級官員（不論滿漢）主動向他報告過妖術案件。當他要求各省報告情況並採取行動時，各省的初始反應證明這種猜疑是有道理的。

弘曆的行省官僚

讓我們先來考察弘曆的各省執法官員的工作效率。1768年中國的行省官僚是一個由六十三個人組成的很小的精英圈子。我使用“行省官僚”一詞，特指省以上的行政長官，其責任包括：第一，總攬一省（巡撫）或兩三省（總督）的全部行政事務；①第二，專司一省的特別政務（如布政使和按察使）；第三，無守土之責的特任官員，如漕運總督和河道總督。這無疑是世界上最為排外的圈子。進入這個圈子意味著得到皇帝的特別寵信並能與其直接對話。督撫官僚與在北京的部級官員一樣，可以並被要求同皇帝直接並秘密地聯絡。雖然這個圈子裡既沒有老朋友間的那種默契，也沒有坐在皮靠椅裡的那種舒適安樂（也就是說，這個圈子的內部凝聚力很弱），但進入這個圈子還是能給人一種超越了低階官僚群的特殊自我感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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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京師所在的直隸除外，該省只有總督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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肱股心腹

弘曆在清剿妖術案中所依靠的是一個由中老年官僚組成的經驗豐富的群體。其中每個人都有在數省任職的經歷，資深者擔任省級官員已有十年左右。①滿人極不相稱地在其中佔有相當大（百分之三十八）的比例，而在總督、巡撫這個層次，其比倒更高達百分之五十八口和乾隆初年相比，行省官僚的種族背景發生了很大的變化。自1736年以來，滿人人數增長了百分之八十四；漢軍旗人增長了百分之三十三（雖然其實際人數微不足道）；而漢人則減少了百分之五十一。總督的種族結構無甚變化，但滿人在巡撫中的比例急劇上升，其代價則是漢軍旗人比例的下降。滿人任布政使職位的人數也大幅上升，而漢人的任職人數則顯著下降。此外越來越多的滿人司法官員正透過正常的升遷渠道進入行省官僚圈。上述變化可被視為滿人漢化程度提高和統治漢人低階官僚能力增強的結果，但也是帝國為加強滿人在地方政府中的權力而制定的一項處心積慮的政策。

按照十八世紀世界的標準，弘曆的行省官僚在1768年統治著龐大的人口。如兩江總督治下的三省人口有七千萬，比當時法國人口的兩倍還多。而三省中最大、也是全國人口最多的江蘇省，其巡撫治下的人口有三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