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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親說，現在也別說“實業救國”這一類的話了，你救不了國，你連你的65％都救不了。
王家太太來我們家串門，在我母親跟前哭得一把鼻涕一把淚的，主要是想兒子。我母親見王家太太哭也陪著掉眼淚，心裡尋思王家真要破了產，不如讓父親把他們接我們家來，就是喝粥也是有我們一碗就有王家一碗。王太太走後，父親笑話母親的小家子心態，說王家不是齊化門外平民市場賣炸開花豆的小販，一缸豆子說賠就賠個精光。母親問王家的工廠是不是真到了要關門的程度。父親說，他們要真能關門就好了。
母親說，剛才王太太說了破產的話，真破了產，他們不會淪落到大街上要飯吧？
父親說，要輪上他們要飯，全中國98％的人都得餓死。織布廠受洋人擠對，不景氣，他們還有火柴廠呢，一個丹楓火柴公司的利潤，抵得上三個織布廠。
母親說，那王太太還哭什麼呢？把我嚇得以為天要塌下來呢……
（四）
什麼兒女啊，都是冤家對頭！
這是句氣話，在我們惹母親生氣的時候，這句話就由母親嘴裡冒出來。王家後來發生的事情，進一步驗證了母親這句話的真理性。
出國留學的王利民在外國待了不到一年就跑回來了，據我大哥說，這小子到了國外從來就沒進過學校門，成天舉著牌子在街上游行，糾著一幫人開會，去了大半年，連字母也念不下來……王阿瑪對兒子的突然回國自然是萬分的不滿意，跟我父親說，指望著他好好學本事，回來把工廠起死回生，救民於水火……他倒好，自動退學，一拍屁股回來了！放著好好的道不走，他要回來幹革命，革命能當飯吃嗎？這哪兒是我的兒子！你說他隨誰？隨誰！
父親說，回來也好，回來您身邊有個幫襯，兒子不要多，管用就好，我們家七個兒子，自立的沒一個，呼呼啦啦在跟前圍著，都是囔糠的貨，提拉不起來，推搡不出去，看著都讓人煩心。
讓王阿瑪更沒想到的是，從國外回來的王利民竟然站到了他的對立面。
北京市成立了總工會，工會的任務是要組織工人和資本家展開鬥爭，爭取工人的合法權益。王利民是搞工會的，他要發展骨幹，要搞宣傳，提高工人的覺悟，讓工人們認識到，工會是工人自己的組織，是為自己謀利益的。北京幾個大廠互相之間加強了聯絡，定期舉辦職工訓練班，培養工運骨幹，推動工運進一步開展，王利民是他們的教員。
我的三姐就是這個時候和王利民摽到一塊兒的。
王利民到我們家來，戴著格子呢帽，穿著格子呢坎肩，披一件格子呢大衣，細高個兒，清瘦的面孔，模樣越長跟王阿瑪越像。王利民跟他父親不同的是說話愛用反問的語氣，愛打手勢，喜歡一邊說話一邊在屋裡走來走去，沒有一刻停歇，像關在籠子裡的狼。我的哥哥們都不喜歡王利民，說他聰明外露，對世界的認知屬於那種看山不是山，看水不是水的階段，我父親認為這孩子太過浮躁，說話咄咄逼人，太直白，不給人以回身餘地。總之王利民在我們家很沒有人緣，除了我三姐以外，能跟他說到一塊兒去的就是我的母親和看門老張，他們說王家的兒子比他的爹心地善良，不擺譜，能體貼下人。
我的三姐是瓜爾佳母親的女兒，性格剛強，是那種寧死不彎的主兒。我沒有見過這位同父異母的姐姐，卻聽過她不少傳聞，聽說她長得和我很像，母親有時看著我會無端地掉眼淚，我就知道怹老人家是又想起死去的三姐了。1948年我的三姐被國民黨秘密槍殺在德勝門城牆根底下，我們家的人去認屍，才知道了她的真實身份。她是我們家唯一的一位革命英烈，她以她的死，為我們家的門楣上掙來了一塊“革命烈屬”的搪瓷牌子，那塊牌子後來一直掛到了二十世紀七十年代末，斑駁得面目不清。進進出出，母親一看見那牌子就嘆息，說好端端的三丫頭變成了幾個字被釘在了門框上，這都是王利民鬧的，沒有王利民，我們家的三姐不會幹上革命，她會像我的其他姐姐們一樣，順順當當地嫁人、生子，成為幸福的姥姥和奶奶。母親總覺得對不住三姐，對不住三姐的生母瓜爾佳氏，把對三姐的歉疚遷移到我這個與她長得很相像的人兒身上，就慣就了我一身的毛病。戴著紅領巾的時候，我曾有一度認為自己就是三姐的化身，是革命英烈的延續，紅領巾是革命者的鮮血染成，這血自然有我三姐的一部分，因此道橫著走，話往硬裡說，把一切整得很不自然，把群眾關係搞得很糟糕。哥哥們說，三丫頭信仰共產主義，也不能怪那個王利民，是性情使之然，那丫頭
